[台湾]张中复
绪论
门宦是典型的结合社会文化特质的宗教制度。它的出现正说明了伊斯兰教虽然是以外来宗教形态传入中国，但却能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生根并延续发展的另一种适应事实。因此，就社会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或宗教现象的融合（Syncretism）等角度而言，门宦制度应是同时涵盖中国伊斯兰“华化”传统与近代“回化”冲击这两股趋势，并使之产生兼容并蓄、互为表里的共存精神。所以，近代西北地区门宦制度的出现，虽然一般将之定位为教派分化的明显结果（1），但门宦这种“寓华化于回化”的历史特征，却比同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经堂教育、以儒诠经等现象，更容易彰显出其在整体宗教社会变迁方面的影响深度与重要性。
另一方面，西方学界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引起的变化作界分，并以中国与境外伊斯兰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考量，所惯称的四次历史高潮（Tides）中，苏非教派的形成与系统性的发展（Suficommun itiesandnationalnetworks），即为其中的第二高潮。而类似的立论，回族学者杨怀中亦有所阐述，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伊斯兰文化上的四次高潮。其中第三次高潮，即明清之际伊斯兰精神文化的建设（13）68—1911年）中，苏非主义的定型则为重要的内涵之一。此外，就历史发展的时空背景与影响看来，近代甘、宁、青等西北地区的门宦制度，因文化环境与地缘因素，而与中亚等地产生着密切的历史互动关系。此点不仅反映在门宦的创建与教权系统的传承上，同时也与清代中期以来西北穆斯林民族不断涌现的抗清事实息息相关。
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由于在质量方面均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科研人力与资源，因此已累积了一定的成果。这其中亦包括以往被视为具有神秘色彩、且容易产生外界误解的门宦制度研究。而就连西方学界想藉大陆开放改革之便，重新了解并观察中国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民族问题的特色时，西北地区的门宦与相关的苏非主义现象，亦成为重要的入门背景之一。随着研究成果不断地推陈出新，以及研究方法、取向与视野的深化与扩大，当代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研究，应如何顺应着回族学等中国伊斯兰学领域的重新启动，而能将传统人文学式的研究与现今社会科学的思潮作有意义的结合，相信对于完备中国伊斯兰学与西北民族问题研究，是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与指标作用的。而在此前提下，作为基础研究学问的民族学，确实有必要清对于门宦制度的研究意义与内涵，如此方能展现出门宦制度在历史发展与当代社会文化适应中的特质以及具体风貌。
一、当代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研究成果与特色
（一）基础研究
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整体性研究，虽然自民国初年起，已有金吉堂、马邻翼、陈援庵、王日蔚等人的基础成果，但对于近代以来以西北地区为主的教派分化与宗教思潮变迁等现象，则并未清出一较为明确的脉络。近半个世纪来，随着中国民族国家支配体制的确立，以及中国政府将伊斯兰教纳入穆斯林民族及宗教事务的整体性考量，使得当前中国伊斯兰学的解释体系呈现出比较完整的面貌。其中将中国伊斯兰内涵归纳为格底木、依赫瓦尼、西道堂等三大教派，以及嘎的林耶、虎夫耶、哲合林耶、库不林耶等四大门宦的界论，则最值得注意。
门宦制度为西亚伊斯兰神秘主义苏非派思想在中国传播与转化下的结果。基于教派思想的特殊性与教权组织的封建性，加上伊斯兰教在传统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中，一直保有宗教上的本义性、沉默性与秘密性等特质，因此在一般史料的记述中是很难积累出具体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自清乾隆时期以降，西北地区穆斯林民族出现持续性的大规模抗清运动，其中苏非派的门宦组织时而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因此哲合林耶这种被区分为“新教”的抗清组织，自然就会成为官方钦定史观下的“邪教”。而这类带有负面意义且定型化的新教史观，似乎已成为一般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回民抗清运动的代表内容之一。虽然在清末被视为思想较为开明先进的《醒回篇》中，已出现新教症结在于与老教（按：应指格底木或虎夫耶等同教中的对立势力）间的现实矛盾，且呼吁二者“新教之振兴，将吸取老教而一炉冶之。庶新老化合，力求进步，而宗教之推广可以预期矣”。但严格说来，门宦的历史特质、世俗体制及其与其他教派的互动关系等实质内涵，在当时仍属难以全面窥伺的奥堂。
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甘肃回族、东乡族所进行的调查中，有关临夏地区教派门宦的产生与发展，即汇整出部分关于库不林耶、毕家场、大拱北、穆夫提（临洮）、华寺、哲合林耶、白（北）庄、胡门等门宦的基本资料。这其中包括门宦创立过程与教权发展、宗教组织及与其他教派（如依赫瓦尼）的互动关系等。这类调查资料虽然粗简，但说明了大陆学界已不把门宦研究视为中国伊斯兰学的禁区的事实。
近年来，大陆学界希望藉开放改革“新时期”以来的有利情势，重新提振、规范回族伊斯兰研究成果与方针，并以建立“回族学”作为推动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基石。在此风潮的带动下，门宦、教派以及中国苏非主义的研究，无论在质与量方面均呈现出较以往更为成熟的事实。以1980年到1992年之间为例，大陆学界陆续发表关于门宦、教派的论文已达近70篇之多；而在大陆回族研究中具有指标地位，同时也是《国家民委五种丛书少数民族简史》系列中最早出版的《回族简史》中，则将西北地区出现“教主兼地主”的门宦制度视作清代回族史的重要特色之一。
除了大陆自1981年以来多次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以及全国性的回族史讨论会中，已出现的多篇有关门宦、苏非主义的论文外，近年来亦有多本全面研究中国伊斯兰的专著中论及门宦、教派问题的重要性。例如杨怀中所著的《回族史论稿》中，有多篇关于西北苏非主义与清代哲合林耶抗清史论的专文；又如勉维霖所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中，已列有“苏非派”的专章，论述门宦的教义思想、功修礼仪、教统传承、教权组织与经济结构等要旨。其他如余振贵所著《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中，亦以乾隆时期的因门宦教争导致清廷“以回制回”策略的出现，来说明清代治理伊斯兰教政策的特殊性。此外，在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通史性著作中，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则约略提到苏非派传入与四大门宦的形成。相形之下，前文中所引李兴华等人所著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一书中，对于门宦制度的论述则显得较有系统，其资料的析论亦兼顾深度与广度。该书对大陆学界解释门宦体制的部分传统说法已提出修正。例如“四大门宦”的概念，该书认为四者在甘宁青地区无例外地都是独立存在的苏非派大教团、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大派别，而其他都是小教团、小派别，且都隶属于或渊源于这四者。
（二）专门研究
前文中所引介的有关大陆学界近年来研究中国伊斯兰问题时必须重视门宦的情形，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于，部分出身西北回族的民族宗教工作者，基于对周遭伊斯兰社会文化的熟稔，以及长期接触并深入了解各门宦、教派的实际情况，以系统化的整理、归类与分析，将数百年来在西北穆斯林社会中盘根错节的门宦、教派现象，业已清出前所未有且通具整体性与全知性的面貌。严格说来，这类涵盖民族志、宗教志、历史学与文献系谱学意义的科研成果，为当代中国伊斯兰研究中开创“门宦教派学”的领域奠定了必备的基础。这其中可以甘肃的马通、高占福与宁夏的勉维霖等三人的论著为代表。
出身陇东哲合林耶重镇张家川的回族学者马通，于80年代初期先后出版《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等两部著作，直接为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学”开启了研究先河。其中《史略》一书，据据50年代以来近50位西北门宦、教派负责人或耆宿的口述和家史，以及相关碑文、论著，整体呈现出西北地区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宗教文化上“三大教派、四大门宦”的基础格局，以及有关的40余支派别组织的系统性架构。
按《史略》并非单独以处理门宦、教派的发展史为主旨。事实上它是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300年流变史为经，并以明清以来西北门宦、教派多元化发展的历史特征为纬，共同交织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华化”与“回化”两股思潮激荡下最具时代意义的结果。回族作家张承志就曾指出，《史略》一书向世间第一次批露了中国回族的丰富内涵，一册牵动全躯，西北史、西北民族关系史、中西关系史、回民起义史、西北军阀研究、教派衍化、神学神秘主义（苏非主义）、神学及哲学、汉文明与外来史、心理研究，甚至中古波斯—阿拉伯语言形态——都可以藉此获得新鲜空气。的确，透过《史略》的内容，可以发现门宦制度虽因苏非派神秘主义的宗教本质而展现出隐密性与遁世性，但与现实政经社会等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门宦却在近代中国西北民族宗教史的舞台上，不时扮演着主导抗清事变或影响地方军阀权力消长等积极性的角色。
与《史略》不同的是，马氏的《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一书，则直接探讨并解决研究门宦制度中最具困难度与资料最不易系统化的部分——道统源流与传承，以及宗教教理的发展与衍化脉络。而马氏以《史略》的基础，逐步对此中国伊斯兰学“禁区中的禁区”展开溯源性的研究。例如清初中亚苏非派著名的宗教人士亲自来到西北，将相关学理、道统传授给当地的“穆勒什德”（Murshid导师），进而就地形成派别组织，此为不少门宦之所以建立的重要史实依据。如相传为穆罕默德25世后裔的赫达叶通拉西（HidayatAllah，或称阿帕克和卓KholjaApak）之于虎夫耶毕家场的马宗生与穆夫提的马守贞；或是相传为穆罕默德29世后裔的华哲·阿不都·董拉西（KholjaAbdullah）之于嘎的林耶大拱北的祁静一等皆是。此外，《溯源》亦强调运用西亚伊斯兰教教派学理来解释门宦道统源流的关联性与互动性。
和马通的著作相比，出身甘肃临夏的回族学者高占福，其有关门宦研究的论著则更偏重史实的建构与现象功能的分析。在其主要著作《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中，结合文献与实际调查资料，以多篇论文分别叙述中国伊斯兰门宦教派的整体概念，以及有系统地描述东乡族、保安族门宦制度（如北庄、胡门、崖头、高赵家、丁门等）的特色。此外，高氏还就教派门宦的内争与矛盾，来解析这类分化现象对于清代西北回民抗清运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对于此一传统分化现象在当代的延续，与中国政府所要求的教派团结这两者之间应如何相适应的问题，提出了较为实际的评估。另一方面，高氏亦曾对西北各门宦中异同互见的宗教学理，从教乘渊源与道乘流变等角度予以详述分析，藉此勾勒出门宦制度中苏非主义教理系统组织化后的基本轮廓。
在宁夏方面，同是回族出身的学者勉维霖，亦以50年代以来民族宗教工作所累积的经验为基础，于80年代初期出版《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一书。此书的出版较马通的《史略》为早，且内容亦不及《史略》广袤，但其确为大陆第一部描述地区性教派门宦源流及发展的专著。该书中以较大的篇幅介绍哲合林耶门宦，这点也反映出近代宁夏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些特色。
以上所讨论的大多为近20年来，大陆学界对伊斯兰教与门宦制度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新时期”对今后中国伊斯兰学发展所代表的重要意义。在此风气的影响下，以门宦为中心的民间作品与研究亦出现了可喜的成绩。毫无疑问的，具有北亚民族史及考古学专业背景的回族作家张承志，所著以哲合林耶沙沟门宦为主轴的历史文学作品《心灵史》，已在大陆伊斯兰学界与文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5年前，在张氏的协助下，以描述哲派创始人马明心及其传人穆宪章事迹的《热什哈尔》（Rashah）一书终于以汉译本的面貌问世。这也是中国伊斯兰苏非派门宦以阿拉伯文、波斯文所记录的内传秘史，第一次完整地以中文口语型态所作的揭露。另一方面，部分西北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成果亦值得注意。如甘肃临夏州康乐县的马世英，整编当地库不林耶大湾头门宦与虎夫耶丁门门宦的教史资料；或如新疆社会科学院对西北门宦在新疆发展史的整理等皆是。此外，大陆西北近年来所新编的地方志，已把门宦教派现象正式载入民族宗教志中，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以门宦教派最为集中而著称的临夏地区。这也说明了当前门宦教派现象的研究领域更趋于地方化与多元化的事实。
（三）国外研究
在国外学界研究中国伊斯兰的领域中，对于西北门宦教派问题产生有系统的认识，则是十分晚近的事情。美国学者杜磊（DruC.Gladney）指出，西方学者以往受限于早期中文史料内含混不清的记载（如传统格底木与苏非派的新教及老教的称谓与界分），以致无法明确掌握初期苏非教团在西北活动的史实。而随着大陆1979年以后的对外开放，许多实地考察的田野资料问世后，有关门宦教派的起源及其社会宗教特质的研究，才进入较为宽广的视野。到目前为止，西方学界也能接受“三大教派、四大门宦”的说法，来建构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基本内涵与特色。
本世纪初，英国人布鲁霍尔（MarshallBroomhall）在其《伊斯兰在中国》（IslaminChina：ANeglectedProblem）一书中，论及清末西北回民事变的史实时，已发现新教与老教这类教派纷争在当地所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不过布氏也指出，“保守的”老教与“自由的”新教之间，究竟是不是属于逊尼派与什叶派这类基本教义派别的差异，他也无法确定。而至60年代，朱文长在运用大量中文史料研究同治年间西北回民抗清时，则是以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与“起事—镇压”的传统解释模式来作为分析主轴。朱氏与布鲁霍尔一样，由于受限于基本史料的欠缺以及对西北伊斯兰教的隔阂，其著作均无法清出苏非派门宦所引发的教派之争，及其与穆斯林抗清运动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