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考察广州的城建历史，下面引几则《宋史》的记载，正史可靠而且言简意赅，如能正确解读，可给予我们历史真相和有益的启示。首先看广州港口建设，《宋史·范晔列传》：“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晔）知广州。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这则记录颇为重要，说明从北宋开国不久，在朝廷把发展海外贸易作为重要国策的指引下，广州地方长官即已大规模地改进广州口岸设施，先后开凿或加阔东、西、南濠等水系，使蕃舶等远洋航船可进入城区，既可避台风，亦方便物流的畅通。近年来广州的考古发掘发现北宋时东濠是一条宽达70米、两侧砌巨石为岸的宽阔而且坚固的河道。宋时远洋航船的大小以广式船为例，它长30余米，宽约10米。因此当时在广州的东、西、南濠（澳）水系，远洋番舶进出绰绰有余。这则资料还回答了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如怀圣塔建于宋，则失去了其导航作用。其实在宋代广州城下仍称“小海”，远洋航船是从珠海（江）入内河（濠），直抵当时的蕃坊区。蕃舶从珠江口虎门进入珠江，循江而上直抵广州，导航并无困难。进入广州珠江后，要进入西濠并驶抵蕃坊区就有用灯塔导航的需要，这更说明在北宋时蕃商建造怀圣塔导航的必要性。在《宋史·五行志·水下》我们发现一段有趣的记载：“（宋太宗）至道元年十二月，广州大鱼击海水而出。鱼死，长六丈三尺，高丈余。”按现代的公尺计，这大鱼长约19米，高3米多，无疑是一条随海潮进入的大鲸鱼，这样的巨鲸能随潮游入广州说明在宋代珠江仍极宽阔如内海。怀圣塔的导航功能一直到南宋仍然保持，从南宋岳珂《桯史》及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番塔》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记述的就是南宋昭熙年间（1190年前后）广州的事实，并非追叙前朝的掌故。
广州城的大修筑是从宋仁宗时开始的，《宋史·魏列传》记，庆历四年（1044年）魏瓘“知广州。筑州城环五里，疏东江门，凿东西澳为水闸，以时启闭焉。侬智高寇广东、西，独广州城坚守不能下。于是论筑城功，迁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复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魏瓘在北宋广州修城史上是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传说他对维修广州城开始时信心不足，后在城墙中发现一块“委于鬼工”隐含“魏”字的砖，他才下决心修城。另一方面他又继续完善范晔开始的河道建设，使一向为患广州的“广源州蛮”侬智高放弃攻城计划，并因此得到宋皇朝的奖励，对后来的广州地方长官起了榜样的作用。
广州城垣修筑技术上的进步是从吕居简主政广州开始的，《宋史·吕居简列传》云：“（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同时为熙宁元年，吕居简）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陶甓甃城，人以为便。”“陶甓甃城”即“陶砖砌城”。由此记录可以知道，直到北宋熙宁以前，广州城垣是采取版筑夯土，局部用砖的建筑方法，但因“土质疏恶”，城墙质量甚差。北宋从吕居简主政广州开始，修城改用陶砖砌筑，广州城墙质量大为提高。从熙宁元年开始，广州城进行了前后五年的大规模建城工作，继吕居简修城的是他的继任者张田。
《宋史·张田列传》记：“熙宁初，（张田）知广州。广旧无外郭，民悉野处，田始筑东城，环七里，赋功五十万，两旬而成。东南微陷，往视之，暴卒，年五十四。”张田首先改变广州城自汉任嚣开始的官城格局，向东扩大广州城，筑与原官城（子城）连接的东城以庇百姓。广州由于地质上原因，烧优质砖不易，地基亦易于沉陷。张田由于新筑东城东南角微陷，心力交瘁而暴卒，令后人敬仰之余，亦知广州筑城之不易。紧接张田扩筑广州城的是程师孟，《宋史·程师孟列传》记：熙宁四年（1071年）师孟“徙广州。州城为侬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骇窜，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恶不可筑。师孟在广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闻广守备固，不敢东”。宋史列传依人作传，因而追述史实有重复。“州城为侬寇所毀”指宋仁宗时的事。程师孟在宋神宗时继张田任广州刺史，修筑西城，使广州形成子城（步骘城）居中，东西两城相拱的三城格局。原广州子城外西面的商业区和居住区，现在都已纳入城内，形成坚固的城防，使侬智高闻而却步。郭祥正《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诗中的“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叙述的就是这一城防历史背景。广州城的三城连环格局一直从北宋延续到明初，除南宋嘉定三年，经略使陈岘曾增建雁翅城外，其间再无大规模的城建工作。
关于程师孟筑西城，周霞有一个很具体的叙述：“西城的建设是对城墙的第三次扩建，是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增筑的。这里大片的地方全由浅海演变而来，过去人们一直觉得这里土杂螺蚌，不可筑城。知广州程师孟胆识过人，令人设计绘画城墙图纸。报请朝廷，宋神宗便令人带着岭南欠缺的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到广州指挥筑城。”关于西城的高度、周长和所费时间，可以从《南海志·古迹略》所引《唐坰记略》知道，“凡五十六日而基就，又九月而工毕，城周十有二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有四尺”。如此艰难筑起的广州西城城高仅七米多一点，只为怀圣塔的五分之一，怀圣塔在当时建筑水平之高，从这比较中可以看出。东、西二城之建造，是当时朝廷及地方长官为保卫广州府治和保护宋皇朝立国以后广州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成果等要求的必然结果，建筑技术的进步，遂使建城得以实现。程师孟建筑西城，我们认为其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以蕃坊为中心的广州城外西面最繁毕的商业区，如《唐坰记略》说程师孟筑西城后，“外夷远俗慕义，徙居浸多，其信重于民也如此”，由于安全有了保障，外侨进一步增多，而且向蕃坊区移居。
怀圣塔的建造，当与程师孟进行西城建筑同时或略有先后地进行，也就是在北宋熙宁年间的事。这时建筑技术已经具备，它具体在什么时候建，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判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华蕃双方当时是否有优秀的领导人，即在广州当时是否有一位开明和有魄力的地方长官，以及是否有一位既有财力又有威望，而且和官府和社会上层人士有良好关系的大蕃商，怀圣塔就建在具有出色领导者这一条件的时候。依据这一思路，怀圣塔的建造，应当在程师孟主政广州和都蕃长辛押阤罗在广州的时期，时间约在熙宁二年至五年之间，即在公元1069至1072年。在叙述我们的论证前，先追述其他持北宋建塔说学者的工作，因为他们的论述颇有启发性。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持北宋建塔观点的学者先后有刘敦桢、黄文宽和廖大珂三位先生。
刘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他在1948年访问广州时写的一篇随笔中，认为怀圣塔当在五代或北宋时建，但未述及理由。黄是广州文史专家，他在《广州古城砖拓片及修城考》一书中，论述了广州的修城历史和蕃坊的建立时期，连带地提出“光塔当建于北宋为近是”。他论述的主要之点是“盖回教光塔之形制，翁米亚王朝瓦立得第一时（公元705—715年，唐中宗及玄宗开元初年）始创建于叙利亚，不可能先此80年已建于中国，且当时蕃坊亦未设立也。即索理曼之游记，于广州回教徒之情况记述綦详，亦未见有此特出之宗教建筑物，故光塔之建筑大要以北宋为近是”。而廖大珂先生在《广州怀圣塔建筑问题初探》一文中的论点是，从怀圣塔的建筑风格类似于11世纪后出现于波斯的圆锥形塔，因此它不应是唐建，但从郭祥正的咏蕃塔诗，可知它当建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之前。由于塔为波斯式，修建者当为波斯人，而在北宋历史上有一位波斯籍的大蕃商陁婆离（Tabriz即今译大不里士，由于穆斯林“每以产生地为其人之称”），由此推断塔之建造者为这位来自波斯并曾获封“归德将军”亦称“陁罗离”的波斯蕃商。他的结论是“怀圣塔是陁婆离于大中祥符（1008—1016年）中创建的”。廖先生的论证逻辑严谨，但问题是如本文前所论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广州城改造还未开始，仍如唐时一样破败，建造怀圣塔这样的宏伟建筑无论从与其西亚祖型出现时间相比较，或从广州当时的建筑技术上考虑，时间上均过于超前。从祖型出现的时间上比较，正如廖文中所指出的，“塞尔柱人统治伊朗时代（公元1038—1194年），‘光塔’形式的建筑迅速发展，在伊朗的清真寺中得到普及。现在保存下来11世纪伊朗清真寺的尖塔都是‘光塔’形状，如达姆干之达利哈那清真寺（公元1058年），沙维之梅坦清真寺（公元1061年），萨瓦勒之伊巴尖塔清真寺（公元1068年），卡善之中心清真寺（公元1077年）和贝夏恩之中心清真寺（公元1097年）”。
由于上引黄、廖两先生关于在西亚地区光塔类型宣礼塔出现时间不一致，我们查前引的《伊斯兰建筑史图典》一书，黄文宽这一段关于光塔形制始于叙利亚翁米亚王朝的叙述不知典出何处。按《伊斯兰建筑史图典》，黄文所述清真寺“又称倭马亚（Umayyad）清真寺，建于公元709—715年，是伊斯兰建筑史上第一个大清真寺。它的原址是一个古代神庙，是现今保存最完整，最早期的清真寺，具有明显的拜占庭、罗马教堂风格，极尽豪华，显示了乌麦耶哈里发的财富和雄心”。但我们查该书中所载有关该寺的图片，发现它并无圜型的宣礼塔，而是有一座方形塔楼形式的建筑。圜型且以旋阶登高的宣礼塔，现存的最早建筑当属建于公元848—852年的伊拉克萨马拉（Samarra）大清真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宣礼塔离清真寺27米，塔高53米，但其阶状旋梯在塔外侧，故又称转塔，其原型可追溯到古代两河流域的圣塔，为阿巴斯王朝最雄伟的纪念碑式建筑。因此有内旋梯的怀圣光塔的祖型及时间当以廖说为是。但正如廖文所述，塞尔柱人统治伊朗开始于公元1038年，以及伊朗现存诸光塔建造均在大中祥符年后，因此廖把怀圣塔建造年代定在北宋大中祥符时期似嫌过早。其次，建造者是否就如廖说是当时的波斯商人“归德将军”陁婆离？廖文说“有的记载还说他是广州的大食商酋”。我们发现陁婆离“商酋”之称仅见于晏殊所撰的《马忠肃公亮墓志铭》，其文为“公命大食商酋陁婆离蒲含沙等共执方物贡于岳址中邦”。同一件事，《宋史·马亮列传》记作“是岁东封，亮敦谕大食陀婆离、蒲含沙贡方物泰山下”，于此陀婆离并无任何尊称，可知“商酋”其意当为大蕃商而非“蕃长”。按宋史及现存文献，没有他在广州的其他活动记录，他并非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