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纵观历史，多数情况是这样，但也有例外。
据史料记载，中国封建皇帝屠戮功臣最严重的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而保护功臣最有名的要算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了。
刘邦在建立西汉王朝后，曾置酒洛阳南宫，总结他所以胜利、项羽所以失败时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了争取项羽封立的十八诸侯王中的某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以分化项羽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又为了鼓励本集团的某些拥有强大兵力的将帅，与他通力合作打败项羽，曾封立若干人为王。如韩信为齐王，后为楚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张敖为赵王，旧贵族信为韩王，臧荼、卢绾先后为燕王，吴芮为长沙王。这些人因与刘邦不同姓，史称“异姓王”。异姓诸王都非刘邦的嫡系，多拥有强大的兵力，“有震主之威”，这是刘邦的大忌。有些人兵力虽不强大，但雄踞一方，也为刘邦所不喜。这就是他萌发屠戮功臣的根本原因。在刘邦看来，功臣都是和他一起打江山的人，有些人如韩信带兵打仗本领比自己强，很难驾驭，尤其是皇太子刘盈懦弱，一旦他死去，刘氏江山有可能被功臣驾空或者夺去。在这些功臣中，他尤其怕韩信，故打击的对象自然首先就是韩信了。早在韩信被封为齐王前，他就忧心韩信兵权太重，时时提防。但当时由于项羽还没有消灭，非韩信不能打败项羽。故他采纳了张良的计谋，暂封韩信为齐王，以便拉拢同他合作共同抵御项羽。一旦在垓下一战，项羽被剿灭后，刘邦即突然夺取韩信大将军印，封为楚王，都下邳。后来又有人告发韩信窝藏楚败将钟离昧（因钟和韩信私人关系很好，所以在霸王乌江自刎后，他就寄居韩信处），有反叛之意。刘邦采纳陈平计，以伪游云梦为名，擒捉韩信，因其无罪，但又降封为淮阴侯，闲居京城。如此刘邦还在时时提防韩信，最后终于被杀灭族。
据《史记》记载，韩信在为齐王时，项羽曾派盱眙人武涉劝韩信反汉，争锋天下，他坚决不干。蒯通曾三次劝韩信反叛，首先以相术劝韩信争锋天下，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再以功高震主者身危，讲知遇并不可靠，以范蠡、文种遭勾践迫害之事，劝韩信不要为小恩小惠而误大事。最后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劝韩信不要错过时机。韩信都以汉王对他有知遇之恩而谢绝。蒯通见说服不了韩信，佯狂而去。即使在钟离昧说韩信反汉时，他仍然不干。后来韩信所以有反叛之意，一则是由于刘邦对其不公正的待遇，二则是正如太史公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史记·淮阴侯列传》），或则可以保全生命与免灭族之祸。不过根据刘邦对彭越的处置，韩信即使自动奏请解甲归田，颐养天年，恐怕也难免杀身灭族之祸。所以从史实看，韩信之死是有些冤枉。有一本《平鬼传》的书，说韩信被冤杀后，状告到阎君那里，阎君也感到为难，无法判决，后来由一位阴曹地府的判官判处刘邦转世为汉献帝，韩信转世为曹操，折磨刘邦而报冤杀之仇。这虽带有迷信色彩，但也反映出人们对韩信被杀的不平之意。
彭越在楚汉纷争中，同样立有汗马功劳。《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中说：“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七十城。”仅因陈稀反代地，彭越派兵将驰援，而自称病未去，即被人诬告谋反，刘邦因之捕彭越，囚洛阳，后因无谋反罪证，但却被废为庶人，欲贬蜀地，只是由于吕后怕“壮士”不杀，留下遗患，刘邦又唆使人诬以谋反罪而诛杀。
韩信、彭越被杀，自然使淮南王英布震恐，正如《史记·黥布列传》说：“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可见英布为免杀身之祸，只有选择谋反这一条路了。
再下来就是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被擒，韩王信和卢绾，为保全生命，只好投奔匈奴了。
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灭元不久，即行屠戮功臣。胡惟庸是他的宰相，于公元1380年因有人告发他勾结倭寇谋反，朱元璋就把他磔死，夷灭三族。李善长于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参加朱元璋军，参与机要，深得信任，曾向朱元璋建议“行仁义，禁杀掠，结民心”，常留守后方调度兵食。洪武初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明初制度，多由他参与制定，在他七十七岁时，被朱元璋以谋反罪杀掉。蓝玉系常遇春部下，勇敢善战，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封大将军，多次领兵攻打元朝残余势力，后因有人告他谋反，朱元璋立即将他逮捕下狱，然后磔死，灭族。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也没有善终。大将傅友德，洪武初从大将徐达北上灭元，屡破扩廓帖木儿等，与汤和分取蜀，完成统一大业，后父子被朱元璋同时处斩。朱亮祖参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役，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随廖永忠取两广，封永嘉侯。后出镇北平、广东，以“所为多不法”，被朱元璋召进京师，鞭死。总计开国功臣只有徐达、常遇春（在征战中早逝）、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等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之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见太祖疑功臣，便自请解除兵权，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享年七十，寿考终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
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原因，史学家认为，最主要的是皇太子懦弱，且早已死去，皇太孙又年幼，为了保朱明皇权永远巩固，他就寻找各种借口，罗织罪名，大杀功臣。朱元璋残忍屠戮功臣，连皇太子也看不下去了。有天，皇太子劝谏说：“陛下杀戮过滥，恐伤和气。”相传，朱元璋当时未动声色，第二天，他故意把一根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去拿，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有刺会扎手的，我把刺给你去掉，再交给你岂不是更好。”这段话直接道破了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根本原因。
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是封建皇帝保护功臣的两个典型，他们的办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这就是用人类最低级的趣味享乐，劝功臣宿将退位，再不参与朝政，使君臣两不相猜。这虽然是一种低级趣味，但和屠戮功臣相比，总算是高出一筹的。
刘秀在建立东汉王朝以后，他知道开国功臣功劳大，有的自恃功高，不服从约束，将会对皇权造成威胁。但他没有像刘邦那样采用过激的“狡兔死，走狗烹”的强硬手段，而是选择了保全功臣的办法，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外戚四十五人，赏给他们可观的封地，众多的民户，大量的钱帛，并表彰他们的功勋，然后劝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都不再参与朝政。这样既避免了立国后的内讧，保持了国家的安定，也使刘秀落了个保全功臣的美名。
赵匡胤用黄袍加身的办法，从后周皇帝柴荣七岁的儿子柴宗训手中夺得帝位，建立了大宋王朝后，他采纳新任宰相赵普的建议，于夺取帝位的次年（公元961年），召集石守信等最亲信的功臣宴会，在酒兴正浓时，赵匡胤叹息说：“如果不靠各位拥戴，我不会有今天。但当皇帝也太艰难，并没有当节度使快乐，每天都忧心忡忡，不能安枕。”大家问他什么缘故，赵匡胤说：“事情很明显，皇帝这把椅子谁不想坐？”大家骇然说：“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怀有这种非分之望。”赵匡胤说：“你们当然不会，可是一旦你们的部下拥戴你，你怎么有力量拒绝呢？”这时参与饮宴的功臣才忽然发觉杀机四伏，不由得魄飞天外，请求指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人生有限，转眼老死。拼命上进，追求富贵，目的是什么？不过是升官发财，自己既可享受，儿女们也不会贫困，如此而已。依我之见，各位不妨辞去军职，改任高级文官，多多购置肥沃田地，营建豪华住宅，搜罗天下歌童舞女，昼夜饮宴取乐。我跟你们约定，世代通婚。君臣之间，两不猜忌，上下相安，各位以为如何？”于是，大家感激接受，第二天就纷纷上奏章说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军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政治艺术的运用，也是掌握了人类最低级情操的弱点，一席酒宴排解了五代期间不断兵变和不断改朝换代的祸根。虽然这是统治阶级玩弄权术，但从稳定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角度考虑，对人民还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