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生应当注意的就是这两点：眼镜的光若是不对了，就去换一副对的来带；摸着脊骨软了，要吃一点硬骨药。
我的话讲完了，现在讲一个故事来作结束。易卜生所作的《国民公敌》一剧，写一个医生司铎门发现了本地浴场的水里有传染病菌，他还不敢自信，请一位大学教授代为化验，果然不错。他就想要去改良他。不料浴场董事和一般股东因为改造浴池要耗费资本，拼死反对，他的老大哥与他的老丈人也都多方的以情感利诱，但他总是不可软化。他于万分困难之下设法开了一个公民会议，报告他的发明。会场中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出场去，裤子撕破，宣告他为国民公敌。他愤气不过，说：“出去争真理，不要穿好裤子。”他是真有奋斗精神，能够特立独行的人，于这种迫逼之下还是不少退缩。他说：“世界最有强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们要改良社会，就要学这“争真理不穿好裤子”的态度，相信这“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强力的人”的名言。
（1922年2月19日在平民中学的演说词。原载1922年3月10日《共进》增刊第11期。收入《胡适教育文选》（柳芳主编）等）
爱国运动与求学
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
易卜生说的好：
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
他又说：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
在这个高唱国家主义的时期，我们要很诚恳的指出：易卜生说的“真正的个人主义”正是到国家主义的唯一大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
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我们须要明白了解：
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
认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便是你的救国事业的预备工夫。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你忍不住吗？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吗？你的同学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了他们的引诱与讥笑吗？你独坐在图书馆里觉的难为情吗？你心里不安吗？——这也是人情之常，我们不怪你；我们都有忍不住的时候。但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两个故事，也许可以给你一点鼓舞：——
德国大文豪葛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英译本页一八九）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葛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着Essex的“尾声”。
德国大哲学家费希特（Fichte）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一个创始者。然而他当普鲁士被拿破仑践破之后的第二年（1807）回到柏林，便着手计划一个新的大学——即今日之柏林大学。那时候，柏林还在敌国驻兵的掌握里。费希特在柏林继续讲学，在很危险的环境里发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往往在他讲学的堂上听得见敌人驻兵操演回来的笳声。他这一套讲演——《告德意志民族》——忠告德国人不要灰心丧志，不要惊皇失措；他说，德意志民族是不会亡国的；这个民族有一种天付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间建立一个精神的文明，——德意志的文明：他说，这个民族的国家是不会亡的。
后来费希特计划的柏林大学变成了世界的一个最有名的学府；他那部《告德意志民族》不但变成了德意志帝国建国的一个动力，并且成了十九世纪全世界的国家主义的一种经典。
上边的两段故事是我愿意介绍给全国的青年男女学生的。我们不期望人人都做葛德与费希特。我们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
双十节的前一日，我在燕京大学讲演“究竟我们在这二十三年里干了些什么？”各报的记录，都不免有错误。我今天把那天说的话的大意写出来，做一篇应时节的星期论文。
我们在这个双十节的前后，总不免要想想，究竟辛亥革命至今二十三年中我们干了些什么？究竟有没有成绩值得纪念？在这个最危急的国难时期里，我们最容易走上悲观的路，最容易灰心短气，只觉得革命革了二十三个整年，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文不能对世界文化有任何的贡献，武不能抵御一个强邻的侵暴，我们还有什么兴致年年做这样照例的纪念？这是很普遍的国庆日的感想。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肯灰心的人应该用公平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来重新估计这二十三年中的总成绩，来替中华民国盘一盘账。
今日最悲观的人，实在都是当初太乐观了的人。他们当初就根本没有了解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的性质，他们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以为可以在短时期中就做到那种梦想的境界。他妄想一个“奇迹”的降临，想了二十三年，那“奇迹”还没有影子，于是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他们的极度乐观变成极度悲观了。
换句话说：悲观的人的病根在于缺乏历史的眼光。因为缺乏历史的眼光，所以第一不明白我们的问题是多么艰难，第二不了解我们应付艰难的凭藉是多么薄弱，第三不懂得我们开始工作的时间是多么迟晚，第四不想想二十三年是多么短的一个时期，第五不认得我们在这样短的时期里居然也做到了一点很可观的成绩。
如果大家能有一点历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这二十多年来，“奇迹”虽然没有光临，至少也有了一点很可以引起我们的自信心的进步。进步都是比较的。必须要有历史的比较，方才可以明白那一点是进步，那一点是退化。我们要计算这二十三年的成绩，必须要拿现在的成绩来比较二十三年前的状态，然后可以下判断。这是历史眼光的最浅近的说法。
上星期教育部长王世杰先生在他的广播演说里，谈到这二十三年里的教育进步，他说：拿民国二十三年来比民国元年，小学生增多了四倍，中学生增加了十倍，大学及专科学校学生增加了差不多一百倍。这三级的数量的太不相称，是很不应该的，是必须努力补救纠正的。但这个历史统计的比较，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白这二十三年中，尽管在贫穷纷乱之中，也不是没有惊人的进步。
二十三年中教育上的进步，不仅仅是王世杰先生指出的数量上的增加而已，还有统计数字不能表现出来的各种进步。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试回头想想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二十五六年前，当我在上海做中学生的时代，中学堂的博物，用器画，三角，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往往都是请日本教员来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武昌，成都，广州，各地的官立中学师范的理科工课，甚至于图画手工，都是请日本人教的。外国文与外国地理历史也都是请青年会或圣约翰出身的教员来教的。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就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国学堂的现状！现在我们有了一百十一所大学与学院了，这里面，除了极少数之外，一切学系都是中国人做主任做教员了；其中有好几个学系是可以在世界大学里立得住脚的；其中也有许多学者的科学成绩是世界学术界公认的。这不能不算是二十三年中的大进步吧？
试再看看二十五年前中国小学堂里读的什么书，用的什么文字。我在上海（最开通的上海！）做小学生的时候，读的是古文，一位先生用浦东话逐字逐句的解释，其实是翻译！做的是“孝悌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义”，“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后来新编的教科书出来了，也还是用古文写的，字字句句都还要翻译讲解。民六以后，始有白话文的运动。民九以后，北京教育部始命令初小第一二年改用国语。民十一以后，小学与中学始改用国语教本。我们姑且不谈这十六七年中的新文学的积极的绝大成绩。我们试想想每年一千一百万小学儿童避免了的苦痛，节省了的脑力，总不能不说这是二十年来的一大进步吧？
试再举科学研究来作个例。辛亥革命的时候，全国没有一个科学研究的机关，这是历史的事实。国内现在所有的科学研究机关，——从最早成立的北京地质调查所，到最近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都是这二十年中的产儿。二十年是很短的时间，何况许多科学研究所与各大学的科学试验室又都只有四五年的历史呢？然而在这短时间内，在经费困难与时局不安定之下，我们居然发展了不少方面的科学。在自然科学的方面，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成绩是无疑的赶过日本的六十年的成绩了；生物学，生理学，药物化学，气象学，也都有了很显着的成绩。在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面，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考古学上的工作，地质调查所在先史考古学上的工作，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南开经济学院在经济社会方面的调查工作，也都在短时期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得到了世界学人的承认。二十年中有了这些方面的科学发展，比起民国初元的贫乏状态来，真好像在荒野里建造起了一些琼楼玉宇，这不可以算是这二十年的大进步吗？
这样的历史比较，是打破悲观鼓舞信心最有效的方法。即如那二十年中好像最不争气的交通事业，如果用历史眼光去评量，这里那里也未尝没有一点进步。我们从徽州山里出来的人，从徽州到杭州从前要走六七天，现在只消六点钟了，这就是二十四倍的进步。前十年，一个甘肃朋友来到北京，走了一百零四天；上星期有人从甘肃来，只消走十四天了；今年年底，陇海路通到了西安，时间更可以缩短了。
但这二十三年中最伟大而又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进步，要算各方面的社会改革。最明显的当然是女子的解放。在身体方面，现在二十岁左右的中国女子不但恢复了健全的人样，并且渐渐的要变成世界上最美的女性了。在教育的方面，男女同学的实行不过十多年，现在不但社会默认为当然，在校的男女学生也都渐渐消除了从前男女之间那种种不自然的丑态。此外如女子的经济地位与法律地位的抬高，如女子参加职业和社会政治事业的人数的加多，如婚姻习惯的逐渐变更，如离婚妇女与再嫁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改善，这都是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大进步。
我记得在民九的前后，四川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子杀了她的“十不全”的残废丈夫，她在法庭上的自辩是：“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避开他！”四川的法院判了她十五年的监禁。这个案子详到司法部，部里的大官认为判得太轻了，把原审法官交付惩戒。有一天，在一个席上，一位有名的法学家（那时是法官惩戒委员会的会长）大骂我们北京大学的教授，说我们提倡打倒礼教，所以影响到四川的法官，使他们故意宽纵这样谋杀亲夫的女人！然而十年之后，国民政府颁布的新刑律与新民法，有许多方面比我们在民八九年所梦想的还要激进的多了。时代变了，法学家也只好跟着走了。
总而言之，这二十三年中固然有许多不能满人意的现状，其中也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大进步。革命到底是革命，总不免造成一些无忌惮的恶势力，但同时也总会打倒一些应该打倒的旧制度与旧势力。有许多不满人意的事，当然是革命后的纷乱时期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也赞成“革命尚未成功”的名言。但我们如果平心估量这二十多年的盘账单，终不能不承认我们在这个民国时期确然有很大的进步；也不能不承认那些进步的一大部分都受了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明白承认了这二十年努力的成绩，这可以打破我们的悲观，鼓励我们的前进。事实明告我们，这点成绩还不够抵抗强暴，还不够复兴国家，这也不应该叫我们灰心，只应该勉励我们鼓起更大的信心来，要在这将来的十年二十年中做到更大什佰倍的成绩。古代哲人曾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悲观与灰心永远不能帮助我们挑那重担，走那长路！
二十三年双十节后二日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那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那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作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为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十八，六，廿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