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日最大的急务，是要把科学的常识宣传出去，叫他变成人人的人生观的一部分。人生观既如我们上面说的，不过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态度；两三百年来科学对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问题已有一部分的答案是已经证实无可疑的了；何以人们——懒惰顽固的人们！——还只顾尽力宣传他们太高祖传下来的宗教迷信，而不肯尽量容受科学的新知识呢？在这里，我们可不能不责备那班学科学的人了。他们教科学的时候，只把那教科书式的科学知识教给学生，每一种科学好像各自成一个特别世界，和人们的现实世界好像全没有关系，全没有交涉。所以学校里的学生们至多也只学了一个点线面的世界，一个鸦扞轮盘的世界，一个氢氧钠钾的世界，一个花岗石英的世界，一个微菌细胞的世界，一个飞走胎卵的世界……却全不明白这种种知识都只是科学帮助我们解释世界万物和人的材料。都只是科学给我们的一个人生观的底子。
科学的人生观
（一）人生观 是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见解。但人生不是孤立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不能单就人生一方面来决定。人生总不能离开他的环境，“环境”一个字包括很多，大之可泛指宇宙，小之可包个人的种种信仰和知识。我们平常说人生的意义，意思总是说人生在宇宙里有什么意义；说人生的价值，也只是说人生在宇宙里有什么价值，或是对于宇宙有什么价值，绝不是悬空说那孤立的人生有何意义或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生观”就是我们估计人生在宇宙里占何地位，有何意义的种种见解。比如前人说“人为万物之灵”，“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与天地参”，“堂堂地在天地之间做一个人”，这都是把人和宇宙万物相比较，然后得来的人生观。我们在今日见解虽和古人不同，但无论怎样不厄，我们的人生观仍旧脱不了宇宙的限制；我们的人生观仍旧只是我们的宇宙观的一个方面，只是他的产儿。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人生的真意义和价值，必须作以下的分析，方才可以免掉模糊笼统的见解：
（1）人生在空间的位置。
康德、叔本华、弥儿——他们都是博大精深的学者，虽主张各有不同，然而我们不能不认他们的人生观也都是根据他们当日对于宇宙万物的经验和知识。简单一句话，稍有价值的内省和冥想，无一不是用经验和学问做底子的。不过这些人都是有很强的个性的；他们各人的神经组织和早年环境的影响（包括教育），使他们不自由地戴上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来解释各人的经验和知识。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便不同了。老子与孔子先后同时，而他们的人生观显然有区别。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原因，只不过我们今日不能深知老子、孔子的历史，所以好像神秘了。我们看到近代的思想家，如康德和弥儿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一生事实，所以不觉得他们思想的不同有什么可怪了。康德生长在一个德国虔诚派的宗教家庭里，受过神学和玄学的训练，一生没有离开他的本乡克尼虚堡。弥儿生长在一个自由思想的英国家庭里，父亲是一个开通的大学者，他早年就很受边沁的乐利主义的影响。后来康德的人生哲学注重行为的动机，注重他所谓“无条件的良心命令”，而弥儿的人生哲学注[重]行为的结果，注重他所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种根本的不同，……（缺）
（3）人生在物质界的位置。
（4）人生在生物界的位置。
这些问题有了答案，我们方才有一个明了的人生观。
（二）科学的人生观 人生观所含的种种问题，有许多现在都是已经有了科学的答案的了。古人空谈人生，大都是闭户冥想，向壁虚造，所以有许多答案在今日看来已不值得一驳了。我们在今日研究人生，自然应该充分利用科学家已得的结果来做我们研究的资料，来解答人生在空间、时间、物界、生物界的位置的种种问题。科学家认为已经证实了的，我们应该尽量接收，作为我们人生观的已解答的部分。科学家还没有认为可以解决的，我们也只可悬为疑案，存而不论，切不可妄作聪明，下没有证据的武断。凡能这样充分容受科学的结果的人生观，我们就叫他做“科学的人生观”。凡关于科学不曾解决的人生问题，虽没有科学的结果可以引用，但我们若能随时随地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解决，也可以帮助得到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因为凡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的，都可以叫做“科学的”。
所以我们说的“科学的人生观”有两层意思：这种天人感应论是无量数迷信的大本营；从这里出来的占星禳星之说，有日食地震的迷信，有求雨求雪求晴的迷信，有《廿四史》上的各种《五行志》、《天文志》所代表的一切迷信；直到今日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我们还不断地看见“天祸中国”、“天降丧乱”的鬼话！就是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偶然出门遇着风雨，也不知不觉地要骂天咒地，好像天地真和我作对！汉朝有个王充，痛恨这种天人感应的人生观。总想把他打倒；他也知道这种迷信是由于不明人生在空间的位置，所以他一面提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一面还要人知道人在天地间实在是眇乎其小的东西。他说，人生天地之间就好像裤裆里一个虱子，一个虱子跳来跳去不能变动裤裆里的空气，一个眇乎其小的人的行为，怎能感动那无穷无际的天地呢？
王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豪杰，但他用裤裆里的虮虱来比喻天地间的人，还是太恭维人们了。你们现在承认天文学的结果，知道我们所住的地球不过是太阳系里的一颗小星球，知道那太阳系的小宇宙已是一个绝大的空间，从海王星轨道的一头，放一炮弹，须五百年始能达到轨道的那一头。至于我们在星光的夜里所见的那个“大宇宙”，从一端到那一端，就是那每秒钟行十八万六千英里的光速，也须走五万年，方才走得到；假定孙行者一秒钟翻一个筋斗，行十万八千里，他也须翻二十五万年的筋斗，方才可以从大宇宙的这一头翻到那一头！在这一个无穷大的宇宙之中，我们这些平均高五尺八寸的倮虫——人们——还能老着脸皮，妄想感动天地吗？
不但天地的形体的知识可以使我们明了人生在空间的位置，最要紧的是天文学进步以后，我们明白了宇宙间各天体流行的法则，深切着明地懂得了天行皆有常度，无论月食日食，彗星的出没，皆可以正确推算。这种知识逐渐深入人心之后，逐渐变成人人的常识以后，一切迷信的天人感应的人生观自然消灭。那才是“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一步。
（6）人生与时间。
诸位看过吴稚晖先生的《上下古今谈》吗？他在那书的《自序》里有一段说：
忆戊戌变法之际，朝旨欲即寺观为学校，当时之舆论不相入。曾见一卖菜男子，攘臂怒目，抗论于市人曰：“寺观为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呜呼，“从古所有”，岂独寺观！攘臂怒目，为“从古所有”争者，岂独卖菜男子！故笃旧而诚一者，非必有所缘，坐解“从古所有”误耳。
这话说得又忠厚，又痛切。“从古所有”四个字，是正当的人生观的最大障碍。从一般人的眼里看来，什么都是“从古所有”的；缠小脚是从古所有的，皇帝是从古所有的，小老婆是从古所有的。其实小脚不过是一千年的东西，小老婆和皇帝也不过是几千年的东西。原来这个“古”字，最不容易说。我们一开口就是五千年古国，老先生们一开口就是古尧古舜：谈到了尧舜，似乎终够“古”了！一切守旧，一切顽固，一切妄自尊大，都从这个错误的“古”字见解出来。我们要知道，在现今科学家的眼里看来，古人真不曾懂得什么叫做古，现在绝大多数的人也不曾懂得什么叫做古。因为不懂得古，所以也不懂得今。
我们现在要充分采纳科学家对于时间的研究的结果，方才能了解人生在时间的位置。据地质学家的推算，我们这个太阳系从星气时代到今日，可算是二千兆（20万万）年；从太阳脱出了地球，到今也差不多有十万万年了。这十万万年之中，经过了六万万年地球方变为火球；又经过三万万年，方变成浆球；又经过一万万年，地球方变为现在的硬球。这一万万年之中，前半的五千万年是地球结成里面的硬壳的时期，后半的五千万年是地球硬壳上，逐渐结成各层岩石的时期。在这五千万年的初期，地球上只有一些海草和软虫，没有别的生物。以后生物逐渐加多，直到一百万年前，才有我们的老祖宗“猴人”出现；到了三十万年前，方才有一种“野人”出现，渐渐的能造石器了。从十万年前到两万年前，我们的老祖宗还不曾脱离那石器和新石器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后，方才渐渐有文化可说。人类的历史虽有那 么长久，但那时文字记载的历史却至多不过五千年；那五千年之中，可认为“信史”的，只不过两千五百年；至于我们所谓“科学的文明”只不过是三百年的事。我们现在且不提那太阳系的二十万万年，也不提那地球的十万万年。我们可把地球始有生物以来那五千万年的时间画作一个时辰钟，每一点钟代表四百多万年。每一分钟代表七万年。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只钟上敲过十一点五十五分，地球上方才有稍微像个人样的“野人”出现。这只钟走到了十一点五十九分五十六秒，方才有历史可纪。所以我们平时开口自夸的“五千年历史”，在那只大钟上只占了四秒的时间；至于近世的科学文明，还够不上半秒钟呢！
明白了这一层道理，方才可以打破我们平常的“古”的观念，方才可以打破“从古所有”的神话。因为在这个无穷长的时间上，“古所无有”的东西多着呢！知道了“古所无有”的东西多至无穷数之多，我们就不会用“从古所有”的话来自欺欺人了。
（本文作于1923年8月22日，此系残稿。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9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
格致与科学
科学初到中国的时候，没有相当的译名，当时的学者就译做“格致”。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缩写。《大学》里有一句“致知在格物”，但没有说明“格物”是什么或是怎样做。到了宋朝，一班哲学家都下过“格物”的解说，后来竟有六七十家的不同的界说。其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解说是程子（程颐）、朱子（朱熹）合作的。他们说，“格就是到”，格物就是到物上去穷究物的理。朱子说得最清楚：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明莫不有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即（就）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这确是科学的目标，所以当时译科学为“格致”是不错的。
有人问程子，格物的“物”有多大的范围，程子答道：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都是物。他又说：一草一木都应该研究。就是近代科学的研究范围也不过如此。
程子、朱子说的格物方法，也很可注意。他们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只要积累多了，自然有豁然贯通的日子。
程子、朱子确是有了科学的目标、范围、方法。何以他们不能建立中国的科学时代呢？
他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程子的大哥程颢就曾说过“玩物丧志”的话。他们说要“即物穷理”，其实他们都是长袍大袖的士大夫，从不肯去亲近实物。他们至多能做一点表面的观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实物。
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范围完全丢了。范围越缩越小，后来竟从“读书穷理”更缩到“居敬穷理”，“静坐穷理”，离科学的境界更远了。
明朝有个理学家王阳明（王守仁），他曾讥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他说：“即物穷理是走不通的路。我们曾实地试验过来。有一天，一位姓钱的朋友想实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钱先生坐在竹子边，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来。我就自己去试试，一连格了七天，也格不出道理 来。我们只好叹口气，说，圣贤是做不成的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阳明这段话最可以表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终不能建立科学。
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又叫做“汉学”），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但他们的范围还跳不出“读书穷理”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的科学大范围。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要把这两项遗产打成一片：要用那朴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方法来实行理学家“即物穷理”的理想。
一九三三，十二，十九
（本文作于1933年12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9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