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乡下]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铺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等）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
稚晖先生这个见解大致不错。中国古来的思想只有两大系，我姑且叫他们做：
积极的，有为的一系（局董系）
消极的，无为的一系（乡老系）
后来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乡下老的无为思想便得了一个有力的大同盟。乡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势力便无敌于天下；局董受了他们的包围与熏染，便也渐渐地变懒了，同化了。他们虽摆起了局董面孔，其实都不肯积极有为。故中国思想的“正宗”实在已完全到了“无为派”的手里。我们试看最有势力的俗语：
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靠天吃饭。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所以我们今日研究中国思想是否适宜于现代的环境，其实就是研究这个正宗思想系统是否适宜。
这个正宗思想系统，简单说来，有这么一些方面：
（1）宇宙观
主张自然变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与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并不懂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故魏晋以后，堕落成道教。宋以后的道学也从这里出来，但中古宗教的势力太深，道学运动对于自然主义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诸人那样的彻底，故徘徊于太极阴阳之间，成一种不分明的调和的宇宙论。
在这个现代世界，自然主义的宇宙论有昌明的可能，但须站在自然科学的新基础之上，扫除阴阳太极种种陋说。
（2）人生观
因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为。“胡为乎，胡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
误认“自然的”为“最好的”，故有适性之论，主张自由，而自由的意义不明白，遂流为放浪旷达，人人以不守礼法为高。上层阶级自命颓放，而下层社会便更堕落。自然主义主张命定论，命定论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为这种命定论缺乏自觉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种迷信。
学者以“不齐”为物之情，故不讲平等。平常人也承认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为常德，不努力进取求提高生活与地位。
自然科学的旨趣在于征服自然以为人用。中国单有命定论，而没有自然科学，故把天然看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绝大势力，故造成一种“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人生观，造成一种懒惰怕事不进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变化为合理的。（the national=the rational）故淡于是非之见。老子倡不争，而庄子倡“不谴是非”：“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齐物论》）
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当的地位，故我们最不讲究辩证是非真伪的风气，以“和光同尘”为美德，以“议论人长短”为大戒。什么事总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证”的学风不能改革这根深蒂固的乡愿风气。
“自然”是对于“人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于轻视一切人为的事业。老、庄本来反对文化，反对制度，反对知识，反对语言文字。这种过激的虚无主义虽然不能实现，然而中国一切文化事业（建筑、美术、技艺、学术）的苟且简陋，未尝不由于这种浅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简。
（3）政治思想
崇拜自然而轻视人事，在政治上便是无为主义。无为之治只是听其自然。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
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淮南子》）
一切只是跟着自然变化跑，不可自作聪明，勉强有为。
无为政治的造成，确有历史的原因。秦始皇、李斯一般人的确想大有为，但不久都失败了。汉帝国的安定全靠惠帝到文景五六十年的无为之治。盖公、曹参、窦太后等都是有意的实行无为之治。统治一个绝大的帝国，没有方便的交通器具，势不能不放任，但求相安无事，已为万幸了。况且一班无知识的纨绔子弟、老太婆、太监，若放胆有为，也有危险，不如劝他们无为无治为妙。
两千年“天高皇帝远”的大帝国的长期训练，遂使无为而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法门。
无为的观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十八九世纪的放任主义已不适用，何况无为？
现代政治重在有意识的计划、指挥、管理（ConsciousControl）。而无为之治重在“不易自然”。这是根本相反的态度。
况且无为的政治养成了人民不干预政治的心理习惯，以入公门为可耻，以隐遁为清高，更不适宜于民权的政治。
自然无为养成的懒惰怕事的习惯，也是最不适宜于这个多事的局面的。
不争不辩的道德，也是不适宜于民主政治的。道家的人生观名义上看重“自由”，但一面要自由，一面又不争不辩，故他们只好寻他们所谓“内心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而 不希望实际的，政治的自由。结果只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至多只成一种自了汉，终日自以为“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其实也不过是白昼做梦而已。他们做的梦也许是政治的理想，但他们的政治理想必不是根据事实的具体计划，只是一些白昼做梦式的乌托邦理想而已，或者，一些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而已。最近的例子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乌托邦理想；如四十年中的新政计划，——人说废科举，我也说废科举，人说兴学校，我也说学校，……便是道听途说。
以上说正宗思想系统的种种方面，除了宇宙论会有相当现代性之外，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宜于应付现代需要。约而言之，我们可以说：
（一）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
（二）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
（三）现代文化需要用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
（四）现代社会需要正直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
（五）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现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六）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
（七）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
（八）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四五十年的新文化的接触，新教育的设施，新思潮的输入，新运动的澎湃，到如今有什么结果呢？思想上可有什么变化改善的倾向吗？
说也可怜，如果有什么变化，都只是皮毛的改换颜色，我就看不出什么脱胎换骨的思想。
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
我们的传统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思去想。这叫做无为的思想方法。说得玄妙一点，叫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又叫做“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说得粗浅一点，叫做懒如死蛇。两千五百年前，老子教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现在的人也还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都是懒人的思想方法。
需要证据吗？梁任公先生自己说：
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彀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近着》下，238）
梁先生是个老实人，能说这样老实的话，叫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维新党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瞎眼的维新。梁先生在同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估量五十年中国学问和思想方面的进步，指出：
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用历史学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同书，236）
科举的废止是维新党人的第一件大罪案，而他们却引为大功劳。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两点：（1）是考试内容的无用，（2）是有了捐官的捷径，科举出身的人才不能不受其影响。今不革其流弊，而遽废一个世界最有特色的制度，岂非因噎而废食？
他们以为有了学堂，便可以不用科举了。殊不知道学堂是造人才的地方，科举是国家选用人才来办公家职事的方法。新式的学校可以替代老式的学堂，而不能替代国家考试用人的方法。他们不知道，只有新的考试制度，可以替代旧的科举制度。他们废了科举，却不曾造出一种新式的考试制度。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二十五年来全没有一个公道的，公开的，用客观标准的文官考试制度。二十五年来，政府机关用人还是靠八行书，靠荐信，靠贿赂，靠亲戚朋友，遂造成二十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现象！
思想不精确，为害如此之大！
康有为死了，梁启超也死了，戊戌（1898）距今有三十年了。三十年的不同，只是康、梁盲目地大声疾呼嘉富尔、俾斯麦、大彼得，而三十年后的青年却大声疾呼马克思、列宁、布鲁东而已！
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位美国朋友谈天，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进化论’，在西洋出现之后，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国的大学还有禁止教授的。然而一八九八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钱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有些人竟用这些话做名字，陈炯明号竞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择，弟弟叫竞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于“适者生存”的话。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反对之声乃出于徐家汇的天主教教士”。
我的朋友想了一会，答道：“胡先生，贵国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长处。欧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坏处。不抵抗也许是看不起思想的重要，也许是不曾了解新思想的涵义。抵抗之烈也许是顽固，也许是不轻易相信，须心服了然后相信。”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惭愧。我就问自己，“我相信生物进化论，究竟有多少科学的根据？”我当时真回答不出来！只好费了许多功夫，抱了不少佛脚，方才明白一点生物学上，比较解剖学上，胚胎学上，地质学上，古生物学上的种种证据。
有一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Furnald Hall碰见张□□先生，我问他，“你相信进化论吗？”他说，“自然哪。”我又问，“你有什么证据？”他支吾了一会，指着窗外的Broadway说道：“你瞧，这些电线，电灯，电车，那一件不是进化的凭据？”我说，“这样容易证明的一个学说，为什么要等到达尔文才能发现？”他回不出了。
我又去问别人，从Furnald Hall直问到了Hartley Hall,几十个中国学生，现在大都成了名人名教授了，当时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个故事值得使我们想想。 人家的思想是实际状况的产儿，是多年研究实验的结果，——例如达尔文、马克思，——到了我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名词，一句口头禅，一个标语。我们不肯思想，更不肯调查试验来证实或否认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方法完全只在纸上变把戏。眼光不出纸上，心思不透过纸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对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对的。这叫做“寂然不动，物来而顺应”。
分开来说，有种种毛病可指，如笼统，如轻易相信（盲从），如用个人成见的武断，如浅薄，……但其实只是一个根本病，只是懒惰，只是不肯用气力，不肯动手脚，不肯用自己的耳朵、眼睛而轻信别人的耳朵、眼睛。话到归根，还只是无为的思想方法。 试举“笼统”作例吧！ 笼统是用几个抽象名词来概括许多性质不同，历史不同的事实。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文化侵略”……等等都是一些范围广漠的名词，所包含的意义有地域上的不同，有历史上的不同。然而这些名词一到了我们的手里和嘴里，一个个都成了法宝。你要诅咒谁，只消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资本主义”，画一道符，写上“封建势力”，那人就打倒了，那制度也就永永被诅咒了！
这些名词所包括的制度和事实，有利有弊，有历史的原因，有民族的特性，而我们一概不问，只想画几道符，念几句咒，贴在他们身上，遂算完了事。例如“资本主义”，有十七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有十九世纪上半的资本主义，有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有廿世纪的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未发生以前的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已发生影响以后的资本主义。即如Henry Ford的资本主义，已不是马克思所指摘的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早已变了，而我们还用这一个老名词，来包括无数新制度，这便是笼统。
在去年十一月出版的一部《社会科学大纲》里，有这么一句话：
资本家欲在世界上占势力，互相竞争，便不得不设法产生贫乏。欲产生贫乏便不得不压迫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银。
这种话给现代的资本家听见了，真要笑掉牙齿，现代的资本家的第一要素是“设法产生富裕”，人民越富裕，越有剩余资本可以买股票，买债券，保寿险，做储蓄；人民越富裕，购买力越大，才能多买资本家所造出的商品。故设（说）资本家不得不设法产生贫乏，竟是梦话。
至于“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银”的方法，也是一种已渐渐成为过去的方法。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明白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银的增加都是增加效率的法子，效率愈增加，得利更大。Henry Ford便是一个绝好的例：他的工厂里，工作时间比人家少，工银比人多，货价比人低廉，而得利比谁都大。苏俄政府近年极力宣传Ford的传记和着作，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大的效率，虽名为私有资本主义，而最可以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
在同书里（26）我们又读了这一段话：
一方面资本一天比一天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别方面小资本家渐变成贫穷的，贫穷的一天一天变成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