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评说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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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上编:国内知名人士评说(8)

“紧接着,在9月30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9月1日、10日、13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评批,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作为公共的机关。像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9月24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像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像都知道一样。”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9月10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1966年9月13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这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刻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1924年到1935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9月10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200多人中有100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10月13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就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10月15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一颗北斗明星。他那忠诚、正直、不屈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482— 483、484— 486、487— 489、491— 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中。”

·童小鹏·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中。”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赶到灾区。正当他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时,突然又发生五级以上地震,房屋剧烈摇晃,泥土刷刷地往下掉。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他在灾区工作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又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慰问受灾群众。从灾区回来后,他又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于是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毛泽东批评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中央的会议上,仍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他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地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直到1966年12月,周恩来还指示新华社:文字上不要用‘黑帮’、‘黑线’的提法。

“为了进一步地全面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林彪还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赞扬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号召他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毛泽东的接见与林彪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起来造反的‘士气’。他们自以为肩负着保卫‘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重任,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奔走呼号,四处冲杀,到处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一些红卫兵失去理智,疯狂破坏,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