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小安妮不知为什么总是哭哭啼啼，不爱吃饭，也不愿睡觉，戴高乐想了很多办法哄女儿，可怎么也哄不好。戴高乐想既然哄不好她，那就分散她的注意力吧，于是他手舞足蹈地乱比画一气，谁想小安妮竟看着戴高乐不哭了。戴高乐以为女儿的情绪好了，高兴极了，谁想他一放下手，小安妮又哇哇大哭起来。戴高乐立刻又充满激情地舞动起来，这次他不是乱舞，而是有情节，有表情，像是哑剧，看得小安妮发出咯咯的笑声。戴高乐也笑了，要知道让这样一个孩子发出幸福的笑声是多么不容易啊！
多少年如一日，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总是耐心且充满慈爱。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流亡期间，也把安妮带在自己身边。他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小安妮心灵的创伤。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妮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做了抵押。安妮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肺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去。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亲爱的，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
安妮去世后，戴高乐总统在痛苦中决定：将安妮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妮·戴高乐基金会”办公处，决定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智力有障碍的孩子。
1970年11月9日晚，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将军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就在逝世前2小时，他还签署了一张关于他应缴纳的地产税的条子，打算第二天办理。戴高乐认为：“小人物，陵墓厚葬；大人物，一石一名足够！”他于20世纪50年代立下遗嘱，规定他的葬礼“务必使之极其简单”、“不要总统、部长、两院各单位和行政、司法机构参加”、“不举行任何公开仪式”、“不要发表讲话”、“不要悼词”、“碑文是：夏尔·戴高乐（1890～）”。别的什么都不要。
在戴高乐逝世3天后，人们在科龙贝教堂旁的小公墓里，为将军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葬礼。
谁也想象不到，戴高乐将军之薄葬，竟然俭朴到了如此地步──将军的棺木的价格是350法郎（当时约合63美元）；将军的墓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上写着：“安妮·戴高乐，1928～1948”（即戴高乐的女儿）。右侧的石面上写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
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仅占一席之地，而且是在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戴高乐将永远守护在女儿身边。
教子感悟：
当父母被明确地告知他们的孩子是个弱智儿时，他们的震惊程度无异于晴天霹雳。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会生一个正常的孩子，并且依此为孩子作了打算。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自己可能会生一个不正常的孩子。当父母得知他们的孩子有智力障碍时，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再爱他们了，也无法照料好他们。这是心灵受到严重打击的正常反应，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一般要持续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当然，父母会很固执地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否认自己的孩子是个弱智儿。在巴基斯坦，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甚至在6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不会上厕所，不会吃饭，也只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说话有点问题”，这种现象以前很普遍。家长带着孩子去求医，一个医生接一个医生，一家医院接一家医院，希望有一个医生能治愈他们的孩子。当然，父母们这么跑来跑去，有时也是因为医生缺乏不怕麻烦的精神，没有用一种易于让这些父母们接受的方法向他们解释清楚：智力障碍有什么具体的症状，怎样去矫正他们。一旦家长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真的是一个弱智儿，那他们将是非常悲痛的，仿佛他们已经失去了孩子似的。他们没有料到，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理想中的孩子，他们已为他设想好美好未来的孩子没有出生，相反，却生了个这样的孩子，这可怜的孩子与正常的孩子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另一方面，如果能够明确地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也许会减轻他们一些痛苦，正如他们自己所说：“至少要让我们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生了这么个孩子。”
生了个弱智儿，多数父母经常有一种负罪感，他们认为生了这样的孩子，或许就是自己做了什么坏事的报应或者是这些事情直接引起的，或者是上帝对他们做了坏事的惩罚。这样的态度为家长们接受现实，并且帮助孩子取得进步，人为地设置了一道障碍。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一位年轻妈妈认为，自己的孩子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不会上厕所是上帝对她的惩罚，那她也许就不会再去教孩子这些事情了，如果教他岂不是“抗拒惩罚”？还有一位家长，从不让他的孩子出家门一步，他认为，由于自己的过错已经给孩子带来伤害，所以他不能再冒任何风险让灾难再降临到这可怜的孩子身上。
要让家长克服这种负罪感是非常困难的。让他们了解残疾成因的知识，创造一些机会，让家长们能够在一起讨论他们孩子的情况，这对他们会有帮助。让他们和其他弱智儿的家长们见见面，同他们聊一聊，效果也很好。
生了弱智儿，有时父母会相互抱怨，祖父母会怪媳妇，外祖父母会怪女婿，这就引起了无谓的家庭纠纷。夫妻之间如果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就会斥责对方是“不良血统”。
为了避免别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个残疾儿，一些家长尽量不带孩子参加家庭聚会，也不带孩子去走亲访友。这种怕亲戚们“知道”的心理增加了家长们的心理负担，也折磨着他们的感情。
而且，许多家长仍抱着幻想，认为他们的孩子总有一天会康复的。有些父母迷信“国外”会有某种药方或者什么手术治愈他们的孩子。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又很难说服他们。给他们看一些西方残疾儿童和成人的实际生活图片，也许会让他改变这种看法。有些父母甚至找巫师用巫术治疗，或者遍访寺庙寻找土方，有的则采用针刺治疗，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能够出现奇迹，治好孩子。
由于生了残疾儿，父母的自信心可能会受到极大的挫伤。他们会认为没能生一个正常的孩子，是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当他们做别的事情时，就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不再自信，更不用说把事情做好了。
父母的爱是人世间最真挚的感情，它像一股巨大的暖流，足以融化孩子心中的坚冰，使他们告别自卑，增强信心，立志成才。对于残疾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
9.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对崔永元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有人这样概括他的形象：潜藏在冷峻外表下犀利的批判，时常有“不经意”而来的经典妙语，缜密的思维和不动声色的引导，从容、自信、潇洒的风度，这就是新一代TALKSHOW主持人最佳的诠释。除了这些，崔永元还有他另外珍贵的一面，就是做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的工作间里有着这样一副对联：“说天说地莫若说真，话东话西不如话实。”真实和坦诚地做人，是崔永元一贯遵循的准则。崔永元的背后，是父母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提起崔永元的父母，他感慨颇多。崔永元告诉笔者，这一生对他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他父母的爱。他把这爱打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父爱就像日出，那样光明磊落，真挚情深；母爱就像月亮，那样温柔无私，慈爱无边。崔永元1963年生于天津，3岁时，全家跟随父亲所在的工程兵部队迁往北京良乡，小时候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故事就发生在那片乡村里。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每次逢年过节学校都要组织文艺演出，节目丰富，独唱、合唱、表演、舞蹈一应俱全。
崔永元有一次排练的是群舞《地道战》，构思很巧，20多个学生手拉手在旋律中变换队形，忽而是地道的墙壁，忽而是运动的民兵，通过手与胳膊的组合，还展现堡垒和洞口等。由于表演难度过大，只好不断调换演员，最终崔永元落选了。崔永元很难过，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当他的父母知道情况后，拍着崔永元的肩膀笑着安慰他：小小挫折算什么呢？并鼓励他说今后有的是机会。其实，生活中坎坎坷坷的事情总会发生。最后经过努力，崔永元出演了压轴节目的主角，在歌舞剧《野营路上》中扮演部队指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