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一位青田朋友，现任塞尔维亚华商会会长的罗小石，在贝尔格莱德70号商城也是一位知名的成功华商。他1992年的出国之行，颇为坎坷。据他回忆，当时他刚满20岁，连出国是什么概念都不知晓，当时他和亲戚共11人花钱托一个台湾人办理出国手续，他们按要求每人都向这位经办者交了10多万元人民币作为手续费，结果没想到竟是个骗局，此人给他们办的台湾护照全是假的。当他们一行出境时，蛇头料想西北落后，边检不严，于是选择西北口岸的西安出境。没想到到了边检就被识破并查扣，出国梦落空了，他和亲戚所花费的100多万元人民币已无法追回，损失惨重。我曾在国内沿海边检站多次做过采访，边检官员介绍说，现在持假证件闯关已不可能，因为从事边检的工作时间长了，只要拿过护照一看，真伪基本就能判断差不多，加上现在各站普遍配备了先进的检测设备，凭经验加仪器马上就能确定真伪。我的青田朋友罗小石后来通过正当途径办理出境手续，顺利到了向往的目的地国家——意大利。开始，为了生存，他先给一家工厂打工，3年后他的家人合资买下了这家工厂，然后他就来到了商机无限的南联盟从事国际贸易，先后在南联盟和中东最大的商贸中心阿联酋迪拜分别创办了国际贸易进出口公司，现在已成为当地颇有实力的青年华人企业家之一。2000年，罗小石和家人为家乡修建连接330国道的一条地方道路一次性捐款10万元，表达了海外赤子对家乡人的一片爱心。据了解，仅在2001年10月青田县举行的石雕节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上，来自匈牙利、南联盟、西班牙、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家的华侨与县上就签订了9个总额达2.23亿元的投资项目。
在贝尔格莱德70号中国商城经商的青田华商郭兴财、于和平也是家乡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原是县农行的工作人员，论工作环境，他们俩在当地都有一份受人尊敬、收入稳定的工作，但为了谋求向国外的发展，两人毅然辞去公职，来到南联盟从事国际贸易，生意看好，同时将妻子、兄弟姐妹等家人也都带到了贝尔格莱德。今年他们看好海湾商都——迪拜的投资环境，经一番实地考察后，分别在所在国注册了公司，并在迪拜市中心木须巴扎繁华商业区的中国贸易城最显眼的位置租了商铺，经营箱包生意，成为青田人横跨东欧和中东的中国国际商人。
青出于蓝胜于蓝
作为海外青田人，也许是他们自身饱尝了没文化之苦，现在他们挣到钱了，普遍舍得为下一代投资教育。在世界各地的青田华侨纷纷将在国外出生的子女送回家乡读书，很多人甚至不惜重金送孩子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读大学。可以想象地道，青田人的下一代将会青出于蓝胜于蓝，从小受父母影响既会经商赚钱，又通过接受国外高等教育掌握了外语，其观念将会更新，很可能成为国外华人圈中经商能力较强的一代人。当然在国外的华人圈中，也有许多人对青田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认为这些人素质差，特别是不注意所在国的风俗，或在其他方面已造成了不良影响。尤其在欧洲一些国家，由于青田人占的比重较大，给所在国人留下的印象好像中国人普遍就是这样的素质。这也难怪，许多人原来只是在山上砍柴，平时连省城都没去过，一步便跨到了外国首都，综合素质不可能一日见长，要想短时间内“脱胎换骨”对他们来说实在很难。2002年5月，我应邀前往阿联酋，与当地的许多青田朋友周末一起到波斯湾边游泳、吃烧烤，一位在阿联酋阿吉曼做生意多年的青田朋友告诉我，他在北京做生意时，一位同乡曾托他送一位初次出国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北京出关，这个年轻人不用说外语了，就连本国的普通话都听不懂，类似这种情况出国的青田人不在少数。有一年中秋节，驻南使馆与当地的华人华侨欢度中秋节，有位青田朋友需要在晚会上发言，虽然此人生意做得很大，在当地知名度很高，但由于文化水平太低，苦于不会写简单的发言稿，特请我为其代劳。因受人之托，我只好从命，才帮其解了围。
记得一位在贝尔格莱德语言大学学中文的塞尔维亚朋友告诉我，当她从中国回来后，许多同学及左邻右舍问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不是这么脏？原来有些生意人在当地租房后，一年四季都忙于生意，很少整理或打扫房间，每天忙完生意后已疲惫不堪，到住地简单吃完饭后,要么看会儿录像，要么倒头就睡。第二天起床后，匆匆吃完早饭就又往市场去了。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很多人的房间里除了睡觉的床外，几乎到处都堆着货，甚至为了省钱，经常多人合租一套房，或亲戚合住一套房，很难或也没心情注重环境卫生。此举对一向显得生活悠闲、轻松并注重美化房间的欧洲国家的房东来说，就很难理解了。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不等于所有的华人都是这样。尽管人们对青田人存在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更应该看到，无论在哪个国家，只要有青田人，他们就会带人、带资金、带货或者带厨艺在所在国把生意做起来，不仅自己赚到了钱，还对活跃当地经济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使过去我国南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远贫困县，一度成为海外知名度较高的县，特别是青田人普遍所具备的吃苦耐劳及不畏艰险勇于闯世界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的青田人不下20万，分布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使更多的青田人纷纷走出山大沟深的贫困县,给家乡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给祖辈居住的小山村带来了希望。仅2000年，全县就有3万人领取护照，1万多人出国定居，全县私人外汇储蓄高达3亿美元，捐助家乡建设累计人民币1亿多元。华侨文化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注入了活力。
我在匈牙利工作期间，全世界第一部反映中国浙江青田人的大型画册《海外青田人》由华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在布达佩斯大世界饭店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当时我也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青田籍同乡陈慕华同志为该画册题写了书名。该画册通过大量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资料从不同角度记述了100多年来，青田华侨漂洋过海，历经艰辛，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众多国家的创业史。
为利苦得人憔悴——旅匈华商讨绍福
在一些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要听说某人出国经商，首先想到的就是挣了多少钱，甚至一见面话题就是在国外挣了多少美元。可是没有出国经历的人，怎知出国之人所遇到的常人难以忍受的解决身份居留、语言障碍等重重困难，甚至在异国受到警察刁难等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今年44岁的华商讨绍福，来自山东临沂农村，出国前在家乡曾做过废塑料加工等小本生意。1993年，有一次付绍福进城后听说一位朋友在俄罗斯做生意，深受启发，遂萌发了出国的念头，后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约了5位朋友搭伴一起到俄罗斯做贸易生意。付绍福开始在首都莫斯科经商，一年多后，由于当地治安不好，经商环境太差，生意难做。但一般出国人的心态，出去了都轻易不愿回来，一是没挣到钱不甘心就此罢休，二是回去见到家乡父老及亲戚朋友很没面子。当时其他4人都选择了回国，只剩下老付仍在市场上练摊，有时还在火车上做国际倒爷。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付逐渐认识了其他做生意的中国人，身边客户也逐渐多起来，生意日渐好转，尽管当时规模属小打小闹，一年下来也能挣个万把美元。可由于当地的社会治安实在太乱，后期华商出去卖货时，在路上警察查你3次算是运气好的。那时莫斯科的警察在检查外国人时，往往先把人赶到他们开来的面包车上，要求每人拿多少钱才让你下去。有时警察还到家里查房，华人为了对付检查，一般将钱用塑料袋包起来藏在卫生间水箱或其他地方，但此举也不能幸免于难。付绍福向我描述，有一次，莫斯科警察出动3辆坦克包围了中国人居住最集中的一个叫莫大的地方，因这里1楼至7楼都是中国人，几乎每个房间都是商品批发点，华人们进去时没发现，后来才知警察已将整栋楼包围了。当时有准备的华商已把钱藏好，但更多的人来不及应对，损失很惨，当时被收走的福林（匈牙利货币）就有20多亿，老付也损失4000多美元。另外，当地每个区域都由黑社会控制，只要到莫大上货，每件衣服必须额外加收500卢布。当时中国人遭抢的较多，到莫大上货均由黑社会把门、送货，一般收你5万至7万卢布，按正常收费应该只有一半，但这样起码安全有保证，出国在外的人为了保平安只好如此。最惨的是1994年老付春节回国的时候。俄罗斯属于外汇管制的国家，即使入关带去的外汇，也要提前在海关申报，否则出关时被查出来将一律予以没收。当时中国人出关都是将钱藏在身上闯关，运气好就带出去了，运气不好就什么都没有了。一般藏钱的地方不外乎帽子里、衣服的夹层、鞋里等。付绍福当时和另外一个华人朋友结伴一起回国，两人共带了38000美元，他俩分别将这些钱藏在腰带、鞋的底层里，甚至为了保险还打了裹腿。到了莫斯科机场，海关人员把他俩叫到指定检查的小屋里，几乎脱光了衣服检查，结果所带美元全部被查出来并予以没收。两人欲哭无泪，出国辛苦一场，血汗钱就这样血本无归了。
由于莫斯科的经商环境越来越差，付绍福便于1995年5月转到环境较好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这里携带外汇自由出入，携款金额只要有当地银行的存款证明，基本不受限制。此外，注册进出口公司也相对容易，这对商人来说非常方便。于是他选择了距火车站较近的四虎市场从事服装贸易。老付当时从农村出来，本身带钱不多，加之在莫斯科挣来的钱全部被海关没收，因此到匈牙利后资金就显得异常紧张，等租好房子，给房东交足3个月租金后，身上只剩下170美元了。从第4天开始，他就到四虎市场打临摊。所谓“临摊”就是在市场上找空位，看哪里有地方铺个东西就卖，经营场地不确定，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干了3个月。老付不无感叹，当时的钱实在好挣，只要能坚持下来的人几乎没有挣不到钱的。老付每天早晨5点之前赶到市场，一直到下午5点市场关门后收摊。当时的经商环境非常好，只要到了市场就有生意，特别是匈牙利在整个东欧处于中国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很多乘火车或自己开车来的周边国家的客户，很早就来到市场上大量上货。老付几个月打临摊居然挣到了150万福林（当时的汇率为1美元合120福林）。手上有点钱后，他就与朋友合资5800美元买了个店面（当地叫八比龙），然后一个人看店，一个人出去再打临摊，这样干到春节后马上添置了一辆面包车，生意明显进了一步。因为有了车就可以到大公司进货，这样就和在市场上拿货的价格显然不一样。同时他们又购置了住房，并在四虎市场上租了3个仓库，生意形成了一定规模。两人又干了10个月，实际收入达到1000万福林。这时，两人从最初的人拉肩扛、打临摊到拥有大货车、小轿车、店面房、住房等设施，生意和生活都有了明显转机，初步感受了成功的喜悦。因当时布达佩斯只有上海、戈巴鸟、四虎等几个市场，且规模都差不多，只是四虎市场位于主干道上，行车方便，又靠近火车站，周边乌克兰、南联盟、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的客商坐火车上货方便，因此发展较快。据付绍福回忆，当时生意最忙的时候，5吨的货车一天拉5车货都能很容易卖完，有时一天里因忙着出货顾不上吃饭，居然都不知道饿，直到很晚回家后方感到心里难受，才想起原来还没有吃饭。这段生意达到了他俩出国以来的鼎盛时期。然而好景不长，1996年下半年后，在匈牙利的生意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以前周边国家客商来匈牙利无需签证，出入境方便，上货量大，使这里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甚至成倍扩大，当时的四虎市场几乎相当于1995年的20个四虎市场的面积。市场对面原是内燃机厂，后因匈牙利将铁路内燃机车改为电气化机车后关闭，仅这一片就是四虎市场的好几倍，而且厂房还在不断开发利用，几乎连成了片。市场虽扩大了，但生意每况愈下，原因是周边国家客商来匈需办签证，二是周边国家普遍建立了自己的大市场，中国交通发展迅速，货源从国内就能直接发到乌克兰、南联盟等国。周边货源充足了，客商自然来得就少，加之匈牙利受经济大环境影响普遍不景气，中国商人的日子自然就难过了。当然，挣大钱的人仍有，包括有些家族式有实力的华商，本身在国内就有生产厂家，在匈牙利又有公司和仓库，可将货直接发到匈牙利销售。因没有中间环节，产品的款式又很适合当地人的需求，价格可降至最低销售，竞争力自然较强，每年挣50万或100万美元并不费劲。但这毕竟是少数人，在华商中占的比重应该说很小，而绝大多数人还在经营属于一般规模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