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一是山西省话剧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在40余年的岁月里，他全身心地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的文艺事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和困难，他都坚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为文艺事业的繁荣执着地追求，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奉献，被人称为文艺战线的焦裕禄。
在彭一心中，有他自己信奉的一条真理：“党的威信往往是从牺牲个人利益开始的！”几十年来，他这样想、这样说，也这样做。
1979年，在省话剧院拥挤的院落里，终于盖起了一幢房子。动迁户主动提出，盖一幢房子不容易，应让彭一和那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老同志先住新房。彭一却动情地说：“咱话剧院终于有了自己的宿舍楼，还是应该让动迁户先住，我那旧房子还能住，就不搬了。”不久，话剧院又盖起了一幢宿舍楼，彭一还是先人后己。当别人喜迁新居以后，他仍然全家8口，四世同堂，挤在一套三居室的旧房子里。院里其他同志因大儿大女造成住房困难的，他都想办法进行调剂，唯独他自己家里的困难，从来不提。
1989年，彭一的大女儿彭红大专毕业，因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外单位干临时工。话剧院的第三产业安排了本院十几名子女，却轮不上她。彭红一气之下，在家里绝食了3天。彭一感到亏待了女儿，晚上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不由想起了女儿小时候的一件事。
有一次剧院去南宫演出，女儿搭了演员乘坐的车，被他狠狠地训了一顿：“这车是让演员坐的，你可以步行走回来。”女儿委屈地哭了，抹着眼泪说：“爸公，我一个人走夜路害怕……”
想到这里，联想起女儿的工作，彭一鼻子一酸，眼泪不由地掉了下来，对着窗外的星空，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可爸爸是共产党员，你能理解爸爸吗……”
后来，彭红终于慢慢地理解了父亲：“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也应该做出牺牲。”在待业一年多以后，才找到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单位上班了。
彭一还对自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对工资以外应该得的钱分文不取。话剧院开辟电视剧业务以来，先后拍摄过几十部电视剧，每一部都有彭一的心血和汗水，可彭一在一份份领款单上都是挥笔写上“充公”两个宇。几年来他付出劳动应得的稿酬就有一万多元，全部充了公。
彭一该装腰包的钱不装，但要他往外掏的时候，他倒很大方。自从国家开始发行国库券，他每次认购额都是全院最高的，一报就是250元。回到家里老伴半开玩笑地说：“你怎么这么傻，真像个二百五。”老彭听后笑了，以后索性每次报了300元。此外，不论院里院外，凡谁家遇到困难，他都主动解囊相助。
80年代，家用电器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话剧院已有65％的家庭都看上了彩电，用上了洗衣机、电冰箱，有些同志还购买了录相机，组合音响。然而在彭一的家里，仍然摆着50年代的陈旧家具，唯一的现代化用品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小舅子送给彭一的劳动布工作眼，他一穿就是十几年。一双旧皮鞋，已经到处裂口了，他还蹬在脚上。
人们说：彭一是最普通却又是最高尚的人，是最无情却又最有情的人，是最贫穷却又最富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