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四月，封泰山，禅肃然：
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
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
封泰山之后，武帝下诏曰：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贶施，着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檀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汉书》六）
此类见神见鬼的诏书，在《封禅书》和《武帝本纪》（《汉书》六）里有许多篇。我只能记下一两篇，略写当时的宗教心理。
汉武帝抱着无限的信心，所以天下的方士都争着贡献种种“方”，来满足皇帝的信心。司马迁说元封元年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其中有数千人都说海上神山的事，武帝遂把这几千人都装上船，派他们入海去求神仙。
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其见迹（足印）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这样大的信心，真不可及！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六岁的人了，然而他的宗教信心仍旧同他十六岁跟着他外婆拜长陵神君时一样的幼稚。武帝一朝的有名方士，据《封禅书》所记，有这些人：李少君自匿所生长，似是齐人。
谬忌毫人（毫即薄县，属济阴，也是齐地）少翁齐人栾大齐人公孙卿齐人勇之粤人公玉带齐人宽舒黄锤之史，当也是齐人。除了勇之一人，其余多是齐人，可见齐学的势力之大。几十年之中，燕齐方士的神仙祠祀的迷信居然成了帝国的宗教。在这个极盛的迷忌势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不同化了。
所以学者如司马谈、司马迁也只能跟着这班方士到处跑，只能替皇帝定祠仪，撰祝辞，捏造祥瑞。所以一班鲁国儒生也只能陪着这些方士，草封禅仪，学习射牛，希冀和太常诸生分一碗残饭吃。
徐偃博士大胆说了一句“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动了太常诸生的公愤，于是天子尽黜诸儒弗用，可怜鲁国诸儒空费了几年工夫去学射牛，终不得参预那封禅的大典！而自居道家的司马谈因留滞周南，不得跟随封禅，竟致发愤而死，临死时，执着他儿子的手，哭道：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史记》百三十）这些方士之中，栾大的历史最值得注意，故我记他的事以例其余：
元鼎四年（前113），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少翁）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这一段又可见当时的诸侯王也多迷信方士，各有“尚方”的人。李少君是深泽侯的家人，为深泽侯“主方”；栾大为胶东王“尚方”；淮南王的手下方士更多了。
这都可证当日确有一种迷漫全国的迷忌空气，汉武帝虽有提倡的大力，但他自己也正是这个方士世界的产儿。——闲话少说，言归栾大的正传：
天子既诛文成（少翁诈为帛书，使牛吞下，武帝认得少翁的手笔，故杀了他），后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
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
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倘）肯耶？不耶？尊其使，然后可致也。”
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索隐》引《淮南万毕术》云：“取鸡血杂磨针铁，捣和磁石棋头，置局上，自相抵击。”
《太平御览》九八八引作“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此是当日方士所作物理试探之一种）。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河，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徭不息。
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入。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武帝之姑）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
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异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
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入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仇。上乃诛五利。（前112年）栾大的故事最可以代表汉武帝的无穷信心，最可以表现当日的宗教心理。栾大封五利将军，什么叫做“五利”呢？栾大所说“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而河决可塞”，只有四利。那第五利是什么呢？是平定匈奴。河决可以靠方士的方术去塞口，匈奴也可以靠方士去扫平了。太初元年（前104），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此可以证五利中之第五利了。以上略记汉武帝的宗教迷忌，都是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司马迁作《封禅书》，自己说：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这种同时人的记载，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我们感谢他给我们留下这许多史料，使我们知道当日帝国宗教的情状。我们必须了解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宗教情状，然后可以了解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是什么，然后可以了解中国的中古时代的思想的背景和性质。
巫蛊之狱
我们记汉武帝的宗教，不可不连带叙述“巫蛊”的大案子，因为那件案子最可以描写这个帝国宗教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上发生怎样重大的影响。
“巫蛊”是初民迷忌的一种。其方式虽有种种不同，原则却很简单。巫蛊的原则是相信神巫能用幻术达到一种愿望。
巫者用术咒诅一物，可使男子爱一女子，或使某人得某种病，甚至于使某人病死，这都可叫做巫蛊之术。蛊字有迷惑之义，又有毒害之义。凡用巫术咒诅一种“蛊物”，希望使他人受此魔术的控制而达到迷惑或毒害的愿望，都是巫蛊。《封禅书》说：
苌弘以“方”事周灵王（灵王年代为前571～545，而苌弘被杀在敬王28年，当前492年，见《周语》三。此当作敬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
《太平御览》七三七引《六韬》云：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头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巳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名以来贡。
这都是小说《封神演义》上姜太公请陆压用草人射死赵公明的影子。这便是巫蛊之一种。
秦民族有“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的迷信，这也是同一原理的迷忌。秦帝国有秘祝平官，“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这也和巫蛊同一原则。
秘祝之官到汉文帝十三年（前167）方才废止。文帝诏曰：“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秘祝之官虽除，然而“移过于下”的迷信却继续存在。《汉仪注》有这样一条：
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汉书》八八四如湢注引）成帝绥和二年，荧惑（即火星）守心宿，这是当时占星学认为最大的星变。据当时的占星学说，荧惑所居之宿，其国受殃；荧惑犯心宿，帝王当其殃。
故当时的星学专家李寻和贲丽都说大臣宜代皇帝当其灾。其时丞相是翟方进，皇帝便召见他，他退下来，还不曾自杀，于是上赐册曰：“皇帝问丞相：君有孔子之虑，孟贲之勇。朕嘉与君同心一意，庶几有成。
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并臻，民被饥饿。……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熟念详计。……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
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他相故事。这样“移过于下”，虽不用巫蛊咒诅，其用意正是和巫蛊相同。
武帝的宗教包罗一切地方民族的幼稚迷信，各地的祠巫方士会集于长安，其中很多巫蛊祠诅的小术。初太初元年（前104）用丁夫人及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便正是巫蛊之术。
皇帝一生所深信敬事，无一不是这一类的迷忌，自然造成一个幼稚迷信的宫廷和社会。皇帝既相信巫术可以咒诅匈奴、大宛，无怪宫中的妇女相信巫蛊可以度厄邀宠了，无怪市井的小百姓相信巫蛊可以消灾报仇了。
黄金可以成，神仙可以致，河决可以塞，何况邀恩幸、消灾厄呢？况且武帝晚年，迷信已深，日日求长生，其实是日日怕老死，时时梦想神仙，其实是时时怕惧鬼祟。人人都在迷忌的空气里过活，故人人有病都疑是鬼祟巫术所致。
在这个迷忌的风气之下，遍地都是恐怖，人人都起疑心，妻子骨肉都不能免除疑忌，稍有风吹草动，便可造成惨酷大祸。巫蛊的大祸便是这样造成的。
武帝少年时，和陈皇后不和，爱上了平阳公主家的歌伎卫子夫，陈皇后妒恨极了，时时寻死觅活的吵闹，她遂用女子楚服等，作巫蛊祠祭，希望诅死卫子夫，夺回武帝的恩宠。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不过二十六岁），武帝穷治此案。
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二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使有司赐皇后策，……罢退居长门宫。（《汉书》九七）这是巫蛊的第一案。隔了四十年，又有更惨的巫蛊大案。这时候，武帝年老了，越怕死，越多疑忌。征和元年（前92），长安城中忽然起了一种谣言：
说有奸人谋乱，闹的政府大恐慌，发三辅骑士大搜长安、上林中，闭长安城门十一日乃解。（《汉书》六）这一回的大恐慌，闹的城外待诏北征的官军饿死许多人（臣瓒引“汉帝年纪”说），已可见当时疑忌恐怖的空气了。巫蛊之祸即起于此时。第一个遭祸的便是丞相公孙贺。
公孙贺拜丞相之日（前103），他见前任丞相多坐事死，故顿首涕泣，不受印绶；武帝不许他辞，他才勉强就职。这一件事已可见当日政治场中的恐怖空气。
后来公孙贺拘捕了长安的土豪朱安世，安世从狱中上书，告公孙贺的儿子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使巫者祭祠诅皇帝，并在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祝诅有恶言。
此案交有司案验，穷治所犯，公孙贺父子俱死在狱中，其家被族灭，阳石公主也诛死。事在征和二年（前91）（《汉书》六六）。
这时候，武帝已病了，常疑心他的病是他左右的人用巫蛊祝诅所致。这点疑心便使奸人乘机诬告，不但杀了他的丞相，不但杀了他的女儿，后来竟逼他的太子起兵败死，连累死的几万人！
太子据与武帝晚年的宠臣江充有私恨，江充怕武帝死后太子要杀他报怨，故借巫蛊的事来陷害太子。武帝在甘泉养病，江充说他的病是巫蛊作祟，武帝遂派他去穷治巫蛊的事。
充将胡巫（胡是泛称外国人），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史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汉书》四五）江充既造成大狱，爽性进一步来逼太子，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自言宫中有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汉书》六三）这时候，武帝病在甘泉，皇后和太子留守长安。
太子无法可以自己辩明，遂矫称皇帝有使者，收捕江充等，奏白皇后，发武库的兵器，武装长乐宫的守卫，布告百官说江充造反。太子自己监斩江充，并且把那诬指巫蛊的胡巫活活的烧死在上林中。
这时候，皇帝以为太子造反，乃赐丞相刘屈氂玺书，令他捕斩反者。皇帝自己从甘泉赶到长安城西建章宫，调兵和太子作战。太子也引兵和市民，凡数万众，与丞相军战，“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
太子兵败逃走出城，亡命在民间，后被发觉，自缢死，皇孙二人皆被害。皇后卫氏（即卫子夫）自杀，卫氏悉灭（以上参用《汉书》四五《江充传》，六六《刘屈氂传》，六三《戾太子传》，九七《卫皇后传》）。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湖县是太子亡命被害之地）。天下闻而悲之。（《汉书》六三）汉武帝毕生尊天事鬼，信用方士，尊重方术，巡礼遍于国中，祠祀不可胜数，到头来，黄金不可成，仙药不可得，神仙不可致，河决不可塞，只造成了一个黑暗迷忌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猜疑恐怖的空气，遂断送了两个丞相，两个皇后，一个太子，两个公主，两个皇孙，族灭了许多人家，还害得“京师流血，僵尸数万”，“血流入沟中”。
这件奇惨的案子最可以形容当日中国的智识程度和宗教状态。这时候，中国真已深入中古时代了。幼稚的民族迷忌，一一的受皇帝的提倡，国家的尊崇，遂都成了帝国宗教的部分。
这个迷忌的宗教，因为有帝者的崇敬，不但风靡了全国的无识人民，并且腐化了古代留遗下来的一切学术思想。古代中国并非没有幼稚的迷信和禁忌，但因为统治阶级的知识比较高一点，幼稚的民间迷忌不容易得国家的敬礼提倡；又因为列国对峙，思想比较自由一点，一国君主所提倡的礼教不容易风靡别的国家，独立思想的人们还有个去而之他的机会。
到了统一帝国时代，君主的暗示力之大，遂没有限制了。卖缯屠狗的人成了帝国统治者，看相术士的女儿，歌伎舞女，也做了皇后、皇太后。他们的迷忌都可以成为国家的祠祀。而在统一专制的帝国之下，人民无所逃死，思想也很难自由独立。
田老太太的外孙做了皇帝，金奶奶做了皇太后，他们贫贱时崇信的宗教当然成为汉帝国的宗教了。全国的思想家谁敢反对吗？方士公孙卿不曾说吗？“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这是用威吓（《汉书·功臣表》，邗侯、李寿坐使吏谋杀方士，不道，诛。可见方士受特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