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同性恋仍列为性变态徐：20世纪是人们对同性恋重新认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人类有过哪些不同的看法？刘：从历史上看，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正常DD罪恶DD病态DD正常的过程，其中从第三阶段向第四个阶段的转变，是20世纪后期开始的。后世对同性恋的态度转变是在现代性学先驱霭理士等的反对下开始的，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分子上台后，对同性恋的迫害达到了极点。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共迫害死了40万同性恋者。美国在对待同性恋方面在当今世界有代表性。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20世纪早期出版的《精神错乱诊断及统计手册》第二版把同情恋归为性变异，这种归类已经反映医学界对同性恋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1947年4月，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此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不应把同性恋归为“精神错乱”一类，为此他们创造了“性意向混乱”一词。1973年12月15日，该学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分类中取消，支持并呼吁取消所有歧视同性恋的法律。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正式把同性恋排除于疾病范畴，并将它作为一种少数人的自然状态——与异性恋相平行的状态。1993年2月28日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在校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决议》，肯定了同性恋行为属于正常行为。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于1967年就正式把成年人之间自愿而谨慎地进行的同性恋视为合法，苏格兰于1980年也视其为合法。北欧国家对同性恋较为宽容，挪威于1972年承认其为合法，瑞典在1944年就已承认了。1982年12月，美国的旧金山承认同性恋家庭为合法，目前美国已有一半的州将同性恋视为合法。其实，同性恋结为夫妻的事早就发生了。从现有资料看，它开始于60年代的荷兰，而丹麦则在1988年破天荒地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同性婚姻法》，以后就在欧洲、美洲、澳洲各地蔓延开来。1996年，中国的台北市也出现了同性恋者要举行婚礼。中国在目前在许多问题上处于发展、过渡阶段，可以说在性问题上持温和态度，即不像某些西方社会那样过激、放纵，又不像某些社会那么保守。在我主持进行的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3360名大学生对同性恋的看法，认为是“少数人的正常行为”的占9.6%，认为是“变态性行为”的占79.0%，认为是“不道德行为”的占4.3%，认为是“罪恶行为”的占3.1%，可见，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是“罪恶”，多数人认为是“恋态”。1989年经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通过，1994年5月又通过其修订稿，“将同性恋仍列为性变态，不采取国外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删除、完全视为正常的做法”。不过，在前不久通过的一些法案中，已经将同性恋从性变态中解放出来了。目前对同性恋较好的说法是，它既不是病，也不是罪，是一种与异性性行为不同的性取向行为。徐兆寿：前不久，据德国的施奈贝尔博士估算，全世界同性恋者约占总人口的2%至4%，那么其绝对数不少于一亿人。在您1989年至1990年间主持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也得出，在中国，回答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城市居民占0.5%，农村居民占2.3%，如以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计，则全国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至少占总人口的2%左右。从现在的制度来看，对性的禁锢并没有过去那么严厉，性压抑也应该有发泄的正常渠道，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从事同性恋活动？它是人性深处本身就有的倾向吗？即它是不是人性行为的一种补充？刘达临：通奸是性的补充，但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里还没有这样说的。它并不是人类性行为的主流，只是一种异常性行为。徐兆寿：它已经成为异性关系之外的另一种性关系，这种性关系有益于身体健康吗？会导致什么样的疾病？也就是说，它真的会导致性方面的疾病吗？刘达临：不好说。它在性压抑时是一种性能量的释放，但它会导致艾滋病。男性同性恋进行肛交时，有的人的肛门会对精液过敏，会导致疾病。徐：既然有很多人认为同性恋的形成是与很多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相关，而且它会导致疾病，就应该去治疗。目前有这样的治疗活动吗？刘：这也是20世纪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一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些同性恋者坚持认为同性恋不是病，不需要治疗，而且也不可能治好。根据同性恋形成的原因，应该对同性恋区别对待，如先天的、遗传的同性恋可能难以治疗，后天遭受心理刺激而形成的同性恋则可能治疗，幼年时遭受心理刺激而形成的同性恋较难矫正，而成年后形成的同性恋则较易矫正。决不要强迫同性恋者都去治疗，但是如果有些同性恋者希望改变现状，社会应该给予帮助。徐：目前有没有对同性恋进行治疗的方法？刘：现在一般采取两种方法：心理分析法和行为治疗法。心理分析法是弗洛伊德首创的，基本上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由联想、梦的解析、阐释、转移作用，其目的是将同性恋者潜意识中的同性恋行为动机加以揭露，发现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症状的由来，启发患者自己否定同性恋行为，使他们在现实环境中对自己的价值、能力获得重新认识，恢复其人格的统一，并自动放弃同性恋行为。徐：这种方法很明显已经把同性恋行为当成异常性行为，而不是正常性行为。如果社会把同性恋行为视为正常，那么，这种方法看来是无用了，因为它没有了依靠的道德背景。那么行为治疗又怎么样呢？刘：在行为治疗方面，应用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厌恶疗法、系统脱敏法、状态过渡化等。对于这些治疗方法，在国际上争论很大，特别是厌恶疗法，有些人认为太野蛮、太残酷、不人道，可是有些医生认为它的效果不坏，在经过20次的治疗后，57%的患者表现出异性性唤起提高，而同性性患起减弱。据德国和美国的医学界报道，对同性恋者的治疗都只有20%左右。1992年，我主持了对6个地区254名同性恋者的调查，在这些被调查者中，愿意接受治疗的只占5.1%，无勇气治疗的占52.3%，对此犹豫不决的占20.2%。
实际上，只有3.6%的人真正接受过治疗，而接受治疗后认为“不知道有什么效果”的占85.6%，认为根本无用的占11.8%。徐：从这个数字和治疗的方法与效果看来，对同性恋的认识需要非常慎重的态度。
“性革命”到底干了些啥“换妻游戏”近年来在美国中产阶级间大行其道，据统计，目前全美已有超过500个“换妻俱乐部”，有些大型的换妻俱乐部甚至会包下一整座大饭店，让多达4000人举行热情如火的换妻派对。洛杉矶换妻俱乐部负责人拉齐莱特表示，上个世纪70年代从事换妻游戏的人大多是个性叛逆、长发披肩的嬉皮夫妻，而今换妻人士多为30岁至40岁、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夫妇。每逢周末，从加州圣荷塞至旧金山等大城市都会举行交换性伴侣的换妻派对。“换妻”为避免婚外情？在欧美换妻不是新鲜事，尽管大部分人觉得这种行为非常荒唐，但参与其中的人却自有一套说词，他们认为夫妻相处久了，难免厌倦对方，为避免发生婚外情，不如在彼此谅解的情况下，透过换妻方式“疏解”一下。参与换妻活动的人多自认“思想开通”，他们坚信人性软弱，与其逃避现实、苦苦压抑，不如和其他想法一样的夫妇进行交换计划。徐：这是前不久在中国各大媒体上刊登最多的一则新闻，实际上看来它早就是旧闻了，因为它产生于美国70年代的“性革命”，现在只不过是余波而已。一提起美国，我们对它的感觉便是自由，尤其是性自由。从那些四海同时播放的好莱坞影片中，我们总是能得出一个结论：漂亮的女主人公在认识一个同样性感的男人五分钟后，就可以上床；而且他们的性欲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强，他们的性伴侣难以计数，他们的孩子很早时就在学校里发生无数的性行为，他们的家庭总是被性困扰着，等等，总之，给我们这个传统保守的民族一个深刻的印象，美国就是一个放纵的民族。他们的生活被我们说成是腐朽的，他们的行为是自由化，我们总是在内心深处一边接纳它，又一边提防着它，生怕它那床上的功夫毒害了我们的民族。现在看起来，它一方面可能是宣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有历史原因的，也就是说，美国人有着“性革命”的历史。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东西。从上面这个旧闻中，我们就可以窥见美国人的“性革命”是怎么回事了。刘：“性革命”是在美国发生，但它迅速在整个西方社会流行。
中国人对它的了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那时已经到了“性革命”的尾声。“性革命”爆发于60年代的西方社会，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人们对它的评价，一直是褒贬不一。王溢嘉在《性文明与荒谬》一书里对它进行了一番折中的总结：“它‘复古’的成分可能要大于‘革新’，从历史与进化的宏观格局来看，‘穿衣服’与‘禁欲’才是‘革命’，‘脱衣服’与‘纵欲’实在是‘复古’。从观念与行为的认知结构来看，‘性革命’的内涵都是早就‘存在’于个人隐密而恣纵的性幻想中，或者其他文化、其他阶级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的现身只是一种公开而普遍的‘实践’”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从“性革命”对维多利亚时代禁欲主义的彻底扫荡来看，这也可以算是一场革命；如果从“性革命”以后脱轨，走向裸体、纵欲、滥交来看，这的确是“复古”到野蛮时代去了，那不是革命，是倒退。不过，无论怎么说，“性革命”总是人类性发展史中否定之否定的长链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还是值得分析的。徐：正如上面消息中所说的，“性革命”时代，参加这一运动的大都是些个性反叛的青年，而且他们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出身也比较富有。可能就像现在我们国家出现的“七十后”这一代吧，他们自称为小资。那时，美国的青年主要干了些什么？刘：由于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小家庭生活方式，反对对性的压抑和禁锢，对传统的两性关系形式表示了极大的反抗。他们单纯强调要尽情地享受性的快乐，过早地发生婚前性行为，甚至公开同居，视结合与离异为儿戏。有些青年还聚居在一起，组成“大家庭”，过群婚乱交的生活；此外还出现了许多婚姻形式，如同性恋婚姻、合同婚姻、临时婚姻、家庭群等。徐：您前面说过，这是历史否定之否定中的一链，也就是“性革命”在您看来有着历史渊源。刘：是的，它不是偶然产物，而是一种必然。这得上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那种肯定现世人生、追求人世欢乐的思想：提倡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自由；相信人力的伟大，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主张运用人的知识来造福人生。而这些思想一旦和性联系起来，就成了对“性自由”的追求。但是欧洲清教运动的兴起和维多利亚主义的广泛流行，使人文主义的光辉暗淡了下来，社会思想又从开放走向了保守和禁锢。到了20世纪，各种思想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重新又唤起了失落的人文主义，因而也唤醒了性。徐：这应该是思想根源。欧洲文艺复兴如果说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纵欲主义的复兴的话，这次性解放应该走得更远，它试图与原始社会的性达成一致。19世纪末科学主义和进化论、考古学、人类学的兴起，使人类不仅对宗教思想进行了更大的打击与报复，还使人类睁开了眼睛，发现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而要更早，对家庭婚姻制度的研究也使人类对两性关系有了重新认识。
这一切使60年代的“性革命”带上了“野蛮”的色彩，实际上这正是人们的学说影响的。如果没有“原始群婚说”，如果没有对偶婚的发现，如果历史唯物主义不否定一夫一妻制（他们预言一夫一妻制将随国家、法律等的消亡而消亡），那么，那些群婚乱交的行为就不会有理论基础。可以说，“性革命”是这些学说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