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恋爱1949年8月，甘肃临洮解放，大批学生参军，150名女学生也被调往新疆。她们初到教导团，就要写一份自传，很显然，她们成了解决这里男兵婚姻的主要对象。高兰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天晚上，她被政治部主任叫去：“你最小，听说你们临洮娃还要找你们老乡，要找个学生，还要会唱几句秦腔。”她不明白。主任又说：“你们老是嫌老干部老，老干部怎么老的？他没有文化，为什么没有文化？他要有文化，他就不革命了。他要是早早结了婚，谁来打仗？全中国谁来解放？”她惊恐地看着主任，还是不明白。主要干脆就说了：“李中庆这小伙子不错，人又老实，工作又好，各方面都不错，你考虑考虑。”她们就这样被部队安排进入“恋爱阶段”。李中庆比他大11岁，一幅首长的架口。她只好把头低下。“首长”问话了：“你是哪里人？”“家里几口人？”“家里来信了没有？”等，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除夕到了，他们和另外5对“情侣”集体结婚。日子开始了，刚开始并不美妙。她动辄就发火，他则一幅兄长的样子，从不对她发脾气。一年后，李中庆奉命去中印边界塞士拉戍边，她也去了。在哪个人迹罕至，终年积雪的地方，他们真正地相爱了，并有了第一个孩子。徐兆寿：高兰英的婚姻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女兵的代表。女兵们说，这种组织上半包办的婚姻之所以最后大都圆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女兵们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老干部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都有高尚的品质。对于这种婚姻，现在的青年肯定是要大摇其头了。您怎么看那时的婚姻？刘达临：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处理。那时，把革命利益、稳定军心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何况，组织安排、组织动员并不是强迫，最后还是要本人同意。另外，在大家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情况下，组织安排也容易被接受，夫妻“先结婚，后恋爱”也比较有思想基础。婚姻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如何建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从社会利益出发，即使在现代也是如此，“破坏军婚”要判重刑，也是为了稳定军心。
如果军心不稳，国家安全难保，又哪来每个人的自由以及自由恋爱呢？徐兆寿：您的父母一心攒钱要送您出国留洋，但您却进了燕京大学读新闻专业，后来又参了军。读您的书，就可以看出您对军队是很有感情的，对军队上的事情也比较了解。不过，这是您后来的生活。我们先从中学时期说起吧！从您的《我的性学之路》中得知，早在中学时期，您就喜欢上了一个叫郑梅（系化名）的女同学。你们在一起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一起在公园散步，后来又一起到了北京求学，在北海和颐和园都留下了散发着芳香的踪影。可以说，这是您人生中第一次恋爱，即您的初恋。但这次初恋却失败了。刘达临：我们是在北京读大学后关系才密切起来的。那时的北京真美，秋天更美，天高气爽，天空碧蓝，使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我们在一起泛舟北海，畅游香山。我记得10底的一天，我骑车去北京农业大学找她。校门外有一大片白杨林，树木笔直、高大，树叶已大部分凋落，踩在林间厚厚的落叶上，沙沙作响，仿佛是自己那美好的内心。我们躺在厚厚的落叶上，一直到天色渐暗，夜幕降临，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手。11月下旬，我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第二年年初，她也被批准入团了，但突然和我不来往了。写信给她，她不复信，电话找她，她总说没时间见面。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响应组织号召，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去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在部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次又一次地审察干部，我开始重视所谓的“政历问题”。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想起，在解放前的中学，我给郑敏说我参加过学校中的“三青团”，那是我信口开河。徐兆寿：很多人都要在女友面前夸耀自己，说自己在哪方面很厉害，如打架啊什么的，现在有些青年说自己参加过或认识黑社会，以此说明自己是有男人气。听说解放前的“三青团”很厉害。您当时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刘达临：反正这个玩笑看来是开大了，郑敏当真了。我就给她写信，她复信了，说：“如果早点知道这个情况，事情也许完全不是这样。”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是一个地下党员。她好像有些遗憾，也有些自豪。我那时还不是党员，对此只能惘然若失，感到一个偶然的误会可能影响了一生。徐兆寿：您有没有想过，你们可能根本就是两种人。这跟您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您家里的人都是留过洋的，思想很自由开放，在您的心里，虽然政治的影响是很大，但您绝对不可能把政治的因素放在首位，而她呢？她就不一样。她所受的教育是政治教育，她是一个把政治的因素放在首位的人。甚至可以这样想，她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害怕您给她带来厄运。她爱的是政治，是她的理想。她甚至没有同情心，后来她不是又把您告了吗？她跟您似乎是走不到一起的。她爱的不是你的心，她爱一种空洞的前途和命运。这种人在那个时代是很多的，所以我认为您不应该有遗憾，而应该感到庆幸。刘达临：可能是这样吧。徐兆寿：顺便问一句，今天回想起来，您那时有没有小资倾向，如以人性为主的生活倾向？从您1950年在燕京大学宿舍前照的照片看，那时您长得很帅啊！刘达临：那时花钱是从不考虑的，会花钱，不怎么爱读书，耍聪明。有一种公子少爷的派头，招摇过市。我也不怎么关心政治。
恋爱多一些好徐兆寿：您的第二次爱情也是在燕京大学开始的？刘达临：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位女同学岳莹（化名），人家叫她“小孩儿”，我有些喜欢她，可是一直没有表白。1951年1月6日，那是一个在我记忆中定格的日子。那天中午，大雪纷飞，全校同学把我们十几个披红挂彩、光荣参军的同学抬出校门，在一片锣鼓声中送上卡车，要驶往部队。在卡车快要开动时，许多同学都和我握着手。到岳莹的时候，她爬上了卡车，和我握手时塞给我一封信。后来，我激动地打开信，信中是她先表达了一片爱慕之情。
当时的部队有一个严格规定：即一个军人必须具备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可以结婚，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连恋爱也属违反军纪。那时我才18岁，岳莹能等住吗？我便和她断了联系。1953年秋，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又看见了她。她躲在众人背后，正低首不语。夜深了，我们又一次走在曾经一起走过的燕园小径上，心中的感动无言能表。她为我唱了那首著名的苏联歌曲《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遥远的地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那忧伤而高尚的爱使我久久不能平静。1955年，我被授予中尉军衔后，决定向部队打报告，要求批准和她结婚。没想到组织部门调查后坚决不同意，说她的家庭关系复杂，有亲属在香港，不符合军官配偶条件。科长几次找我谈话，要我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否则，我既要被清洗出部队，还会害了她。
我欲诉无门，欲哭无泪。我和岳莹商量，她沉默了很久，说：“我们分手吧，我不害你！”泪水夺眶而出。1957年1月，我们分手了。离她第一次给我写那封信算起，整整6年。我像掉了魂一样，老是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徐兆寿：我听得都要流泪了。她是真正地爱着您。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才是真正的悲剧。还是政治造成的。您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恨过政治？刘达临：没有。徐兆寿：是政治大于人性，还是人性大于政治？刘达临：是政治统帅一切。徐兆寿：您肯定做过比较，对两次感情的失败肯定也有不同的判断。按我分析，您的第一个恋人叫人厌恶，因为她心地不纯；您的第二个恋人叫人敬佩，因为她敢于牺牲。那么，您的第三次恋爱就是和您现在的妻子了。刘达临：在和岳莹分手后的第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位老同学的妹妹周志玉，她娴雅恬静，我对她产生了爱慕，经老同学介绍，双方家长同意，我和她通了一年的“两地书”后，确定了关系。可是当我向部队打结婚报告后，又是说不可以，因为她的父亲有一个什么关系在海外。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脱下军装，回地方去吧！”我对科长说。后来，在上级领导的周旋下，我终于拿到了结婚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