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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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尧、舜、禹

尧、舜、禹晚炎黄多少年,无从细究,这一期间是“国家”的酝酿期。至禹建立夏,“国家”的轮廓就明晰化了。

“尧、舜、禹”,德政的化身。尧舜禹的传说向我们提示的是:国家是温和地建立起来的。司马迁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史家历来有舜囚尧篡权之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见”(《竹书纪年》),只不过此说始终未成主流罢了。

没有出土作证,一切关于尧、舜、禹的新说都难以击败传统旧说。有关尧、舜、禹的事迹,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作为信史的。毋宁说,把“尧、舜、禹”三个字放置到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之中,使人感觉他们分明是一个耀眼神话。尧、舜、禹,这三位政治家使其后无数政治家的脸面无光。对他们的德政,我倒是一向主张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果连这个神话也不复存在,中国的政治史就过于苍白了。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黄帝打下来的江山是世袭的,黄帝死,颛顼即位,颛顼死,帝喾即位,帝喾死,帝挚即位,帝挚死,帝尧即位。

权力传至尧戛然而止。帝尧打破了权力的血缘传承定式,在观念上对“权力”二字做出了异样的解读。套用今天的话,尧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于自己不利、于国家有利的政治体制改革。

尧问众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放齐说,嗣子丹朱很开明。尧说:“吁,顽凶,不用”。尧问,还有合适的人选吗?讙兜说,共工这个人怎么样。尧说:“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问,谁能治水?大家推荐鲧。尧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说到权力继承问题,尧又问四岳,你能不能继承我的事业?岳却说:“鄙德忝帝位”。众人推荐虞舜,于是尧“妻之二女”。三年之后尧对舜说:“三年矣,女(你)登帝位”。虞舜“让于德不怿”。但是尧老了之后还是提前“命舜摄行天下之政”。尧临死之前留下一句名言:“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第一》)

舜又传位于禹,构成了完美的三位一体的神话。

“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是现代政治的施政准则,尧提出的这一准则把西方的政治远远抛到了后面(尧、舜、禹远远早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古希腊)。

万分遗憾的是,中国人过早地提出这个民主准则,也过早地抛弃了这个民主准则。实际上后来的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到了20世纪,慈禧太后等顽固的权力狂还在做着“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勾当,将政治视为私物,将个人权力的得失高居于“天下”的利益之上,甚至无耻喊叫“宁赠友邦,不给家奴”,慈禧太后还以极其轻蔑地口吻嘲笑西方政体,说西方国家连国库支出都要国会批准,愚蠢至极!

在中国,与“天下为公”一样,“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都成了反话。

尧、舜、禹,这段短短的三人历史,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与演化影响力之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至少有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现行辞书或词典中将权力与服从对应,有失片面。权力也可以与风险对应,古代民主政治就是这样的。古代许多国家权力崇拜都是与权力恐惧同步的,甚至有时后者还强于前者。权力崇拜不言自明。权力恐惧,指的是权力的执掌者由于不得不承担风险而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得到权力的同时意味承担风险,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欧洲、非洲、美洲、亚洲都有权力与风险对应的记载。中世纪阿拉贡王国臣民向国王宣誓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

实际上,因履行职责不力国王被杀死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巫术盛行的远古时代,国王往往兼巫师,求雨不利,自身性命也难保。不用说业绩,就是子嗣传承不力,也有受处罚的,远古,有些国家的国王仅仅因为性能力不足就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国王的权力最大,风险也最大。“权力”与“风险”被工工整整地对应了起来。

中国从五帝至西周这段历史,是政治发展较正常与健康的时期,权力与风险是比较工整地对应着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鲧与禹父子二人治水:

(以下变字体)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史记·夏本纪第二》)

鲧治水,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治水不力被流放羽山而死。有意思的是,鲧之死并不影响儿子禹继承其事业。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大获成功,结果获得了最高权力。禹并没有滥用权力,究其原因就是权力与风险的对应。只要这种对应存在,即使是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执掌权力,也难以乱为。

传说禹利用“乐”治国:

尧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革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革召。”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到善效终者,则才不足也。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

康有为认为因为“才不足”,导致“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权其行者也”对“尧、舜、禹现象”(推而广之由五帝至西周)大致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那是一种假托(是由孔子、孟子与司马迁渲染而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实有其事。我偏向于后者,以为后者的可信度更高,或可备一说。如果是前者的话,中国就是世界上彻头彻尾的特立独行者了。实际上,中国在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并非民族基因所致,而是独特的文化所致。是文化颠覆了尧、舜、禹至西周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在政治权力的发萌期,中国没有道理与世界格格不入。《旧约·出埃及记》就详细描述过摩西因未尽到义务而遭受批评与处罚的情形,几乎与鲧被流放羽山而死如出一辙。尧、舜、禹及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出格,符合当时“历史潮流”,放置到世界大环境中,他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有在中国,尧、舜、禹才算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