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虽是古城，却非繁华都会，消费水平历来不高。我在此生活前后垂五十年，见到鲜花成为大宗消费品，还是近年来的事。长沙的花事不仅比不上广州、上海、昆明，就比更为内地的成都、洛阳也差得远。
其实在过去，长沙也是有花市的，而且出现过很高的花价。近阅《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距今正好一百二十年）王闿运移寓长沙营盘街，三月十九日记云：
楼居颇燥，芍药十盆，仅开一花。
这楼上盆中的芍药花，当然不会是自家栽种，而是从花市买回来的。三月五日记：
外出，至储备仓看牡丹，有紫者一朵，遣问价，云七千。
储备仓为长沙旧时地名，在今粮道坪、皇仓坪一带，一“千”即铜钱一吊，是当时通货常用的计数单位。牡丹自古称花中之王，价位最高，白居易咏牡丹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并未说明实价；许浑的诗写得具体一些，“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一窠至少总有十几朵，那么一朵就价值数千钱了。王闿运所见紫牡丹七千一朵，比唐朝时候恐怕还要贵。
“七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从《湘绮楼日记》中看到，该年二月十九日，王氏因有人乞借，“搜家中，仅二千四百钱”。三月二十六日“遣子弟辈上湘（潭）县考，欲以数千钱与之，借至四五家，竟不可得”。若以一千钱折银一两计，这朵紫牡丹的身价约合银币十圆，大约相当于现在一千元左右，可以称得上高贵了。湘绮楼中存钱不到此数的三分之一，当然也就买它不起。
没有人买的货物，是不会有人卖的。可见一百二十年前长沙城里，也有买得起紫牡丹之类名贵鲜花的主顾。这当然不会是王闿运这样的文人，他只能将其当作稀奇物记在日记里。
即使在当时，长沙鲜花消费的普及程度和繁荣程度，好像亦不如成都。这样说的证据是，王闿运家在长沙过年，日记中从没有买鲜花的记载，也未记过有人送花。而光绪四年冬他应聘到四川尊经书院掌教，十二月二十七日抵成都，二十九为除日，即有友人元卿来寓所“送梅二枝，一红一黄，黄者甚香”。三天后，他给夫人梦缇写信，说成都地方：
冬暖如春，江梅、海棠殆可同时，最与居游相适。惜无缩地法，令诸女妾妇侍卿暂来一游也。
看来他对成都的气候和成都的花事都很满意。
王氏从长沙到成都，水陆行经四十九日。若在今时，无须“缩地法”，夫人和女公子大概有半日便能飞去陪他看花了。“妾妇”们却不大好办，纵然可以换上助理、秘书、护士、服务员之类名目，却也不一定方便和太太小姐一道坐飞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