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影印过珍本；原书到台湾去了以后，在那里又全部影印了一次。二十年前，大陆拿台湾影本复印了大肆销售，本单位打算买一部，我不赞成。当时我正在出周作人的书，就顺便引他的话道：
中国读书人说起《四库全书》来，总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它是誊写本，不讲校勘，远不如后来诸家校本之有学术价值；尤其是按照皇帝的意思乱改古书，如乾隆尊崇关羽改谥壮缪为忠武，将陈寿《三国志》里的本文也改掉了……
我的话没人肯听，周作人的话更不能听，书很快就买来了。开始还有人出于好奇，去翻看一下文渊阁那颗大印，很快就无人问津了，因为这里并没人做学问，做学问也不可能用《四库全书》；编辑工作有时需要核对，经史子集又都有本可查，比翻《四库全书》既可靠又方便。束之高阁几年后，书库要腾地方，便将其“借”给一家新开张的大酒店（当然是关系户）装饰厅堂去了。
七部《四库全书》（今存三部半）全都出于誊抄。誊抄必然出错，今古盖无不同。周作人说它错得多，近阅瞿兑之《读史零拾》，可知周氏说得不错。《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叫修的，也是修给乾隆皇帝看的，《读史零拾》便用乾隆皇帝批评《四库全书》的话，以说明《四库全书》错误之多。它引乾隆御制诗集卷四十《戊申题文津阁》一首的原注道：
缮写《四库全书》，每份三万六千册，鲁鱼亥豕，原有不免。去秋驻跸（避暑）山庄，偶阅文津阁之书，初不意其讹舛至于累牍连篇。
于是对总纂官纪昀（晓岚）、陆锡熊“薄示创惩，以为误公者之戒”，对于总校官陆费墀则降旨革职，并罚其出资将文汇（扬州）、文宗（镇江）、文澜（杭州）三阁之书装潢制函排架，大概陆将好多年的俸禄都赔光了。御制诗卷五十二《庚戌文渊阁题句》一首又注云：
缮写《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能保其无错，初不意连编累牍，竟至不胜枚举。
左一个“累牍连篇”，右一个“连篇累牍”，都是皇帝老子自己在开金口。不然的话，有谁敢批评“盛世修文”，敢批评钦定的“文化工程”呢？但《四库全书》错误之无法掩盖，却由此可见。
抄得错字连篇，还只是《四库全书》过错的“小焉者也”，更要不得的是它的乱改古书。周作人的话也许不足为凭，那么就来看看鲁迅是怎么说的吧。《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云：
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
《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云：
（四）库（全书）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云：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就是这样一部书，偏偏有人要印，有人愿买。印了文渊阁本，又印文津阁本，又印文澜阁本（这可是只剩下半部后来补抄的），恐怕转移到“三线”去了的文溯阁本也在计划着要印了吧，这就是今天的学术界和出版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