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蓉塘评香山诗，谓其“忆妓多于忆民”，梁晋竹称之为“腐论”（见《两般秋雨庵随笔》）。腐者，迂腐，也就是不够开放的意思。
宋氏的话，对香山居士明显怀有贬意，对于只读过《卖炭翁》这几首诗和总想从《长恨歌》中找人民性的人来说，恐怕不易认同。但若将白氏全部诗作二千八百一十二首分类统计，则不能不承认“忆妓多于忆民”确是事实。
白居易诗中所“忆”之妓，有官妓，也有家妓；有正在走红的妓，也有已经过气的妓；有十六岁的女道士（“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也有十四岁的“小尼姑”（“头青眉眼细，十四女沙弥”）。唐代之女冠女尼，有的本是变相的妓女，可公开接客，应召侑觞的。玩家妓则更为方便，只举其《不能忘情吟》一首为例：白居易七十岁时，“既老，又病风”，本拟将家养的一匹马和一名妓女（就是“樱桃樊素口”的樊素）转让，据说此马此妓都眷恋老主人，不肯离去，于是改变主意，继续留供己用，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吾疾虽作，年虽颓，
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何必一日之内，弃骓而别虞？
乃曰：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
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
七老八十的人，尽可以搞他的黄昏恋，但若凭致仕尚书的权势，或凭二千石的财势，或凭大诗人的声势，像畜犬马一样畜着此“年二十余”（《不能忘情吟》诗序自云）的靓女，让她们提供性服务。“既老，又病风”，则可以转让给别人；“幸未及项籍之将死”，又可以继续留给自己。这种诗的本事虽真，总难说是美，也难说是善吧。
当然，正如西儒在《道德观念变迁史》中所云，人类的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九一九甚至到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都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作古正经如贾政，于王夫人之外，也还有一个周姨娘，一个赵姨娘。薄命司中又副册上的袭人、香菱、平儿一干人，也就是白香山的樊素、苏东坡的朝云了。这种家庭里的性奴隶，实在比浔阳江头、秦淮河上做生意的还要可怜。同属买卖行为，前者既经“买断”，恐怕连不肯的自由也没有，倒不如花魁娘子有时还有“倒贴”的权利。
上面所说买卖的是性，还有没有情呢？贾政之于赵姨娘，恐难说有情。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除了性之外，总还多少需要有一点情。张爱玲虽是女人，但她从父祖辈的生活中见惯了海上花开花落的情形，有一段话实在说得对男人们够体谅的：
有产阶级的男子，既没有同本阶级女性平等社交的自由，这种自由就只有到长三堂子里去找了。
精通东西文化的辜汤生说得更不客气却也更幽默：
中国人之召妓，有如西洋人之求爱；中国人之娶妻，则如西洋人之宿娼。
明乎此，自知何以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
如今大兴古学，大捧古人，古典文学比胡适陈独秀时代更吃香了。我却希望积极学古的青年朋友能看到，在古典文学里有《卖炭翁》，也有《不能忘情吟》，这里无妨套一下公式，也就是所谓精华与糟粕吧。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多么美好伟大，说樊素、小蛮、女道士、小尼姑等人也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当什么戏的主角、做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加可以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