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乾隆皇帝这几句诗，因《宰相刘罗锅》而天下闻名。我没有恭读过御制诗集，对它们却似曾相识，心想查一查出处，而手边只有一部《清稗类钞》，《恩遇类·高宗南巡赋诗》云：
沈文悫公尝扈从高宗游幸西湖，值严冬大雪，高宗戏吟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鞠跽而前，曰：“请皇上赐予臣续。”高宗许之。沈吟曰：“飞入梅花都不见。”高宗击节称善，且以貂裘赐之。
沈文悫公即沈德潜变成了刘墉，因为“不是历史”，无须辩说；“飞入梅花”改为“飞入草丛”，也许是迁就布景的缘故，却不禁使人有点金成铁之感。
电视片的水平如何，非我所敢多谈；此刻只想稍微谈谈皇帝的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谈谈大概还不要紧。
学过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时代的皇帝，在权力的等级上是至高无上的。年轻的朋友们却未必都知道，乾隆皇帝作为一位“诗人”，他在诗歌创作的数量级上也是至高无上的。梁章钜《浪迹丛谈·诗集之富》云：
乾隆一朝御制，以集计者五，分卷者四百三十四，分篇者四万二千七百八十八，而乐善堂全集三十卷更在前焉。
从古至今诗做得多的，唐朝数白居易，有二千八百多首；宋朝数陆游，人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实数亦有九千多。而乾隆所作，在位期间的五部御制诗集，加上即位前和退位后所作，竟相当于陆游的五倍，白居易的一十六倍，几乎等于《全唐诗》二千二百多位诗人全部存诗的总和，这真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矣。”
可惜的是，万岁爷的这四万多首诗，能够在天下后世人们口上和心中流传下来的，却连万分之一，不，连四万分之一还不到；直到这一次，才有了这经过加工变形了的四分之三首“一片二片三四片……”
皇帝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本只需对社稷安宁、人民福祉负责，完全不必靠笔墨功夫来“作秀”。当然皇帝也是人，也具有人的欲望和爱好，若真有魏武帝之诗才，李后主之词格，宋徽宗之笔力，亦未尝不可以诗词书画名家，虽然这对于国运民生未必是好事。无奈我们的皇上当“文华天子”之心虽切，却不够格做“魏武之子孙”，以阿斗般的才质，偏想克绍箕裘，在文化上露一手，破“自古吟咏之富”的纪录，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只好“一片一片又一片”，靠沈德潜等文学侍从之臣帮忙了。此盖是悲剧，非滑稽戏也。
沈德潜替皇上当枪手，清人多有记载。《清稗类钞》说乾隆曾一次交诗稿十二本叫沈德潜改，命之曰：“改几处，均依汝。”这时君之爱臣，可谓无以复加，在一首赐诗中，甚至公然说“我爱德潜德”，又恭维沈“诗当不朽照千秋”。可是当沈德潜老病退休后，“圣眷”便渐渐地衰减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忽然发出一道上谕，借徐述夔《一柱楼诗》一案，对死去的沈德潜大加斥责，说沈“并未为国家丝毫出力，众所共知”，又骂沈“贪图润笔，为囊橐计，其卑鄙无耻，尤为玷辱缙绅”，宣布“将沈德潜所有官爵及宫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牌位亦一并撤出，所赐祭葬碑文派专人前往查明扑毁，以昭炯戒”。这与其说是****帝王天威莫测，喜怒无常，还不如说是靠别人笔杆子放创作卫星的主子想将枪手焚尸灭迹。
我读史时常想，跟装斯文“搞文治”的陛下帮忙或帮闲，恐怕比跟自称无赖无法无天的刘季朱温们干活更加危险，此吴学究之宁肯跟托塔天王而不要白衣秀士也。沈德潜忝为“江南老名士”，于保身之道其实并不明通，一句“飞入梅花都不见”，当时虽拿到了一袭貂裘这个特等奖，殊不知已蹈“庭草无人随意绿”和“空梁落燕泥”之覆辙，也就种下死后撤牌扑碑的祸根了。
在伏侍皇上做诗这件事情上，纪晓岚似乎比沈德潜聪明。何刚德《春明梦录》中记有一则故事，大意是说有次纪晓岚随侍乾隆游幸白龙寺，寺里的钟声一响，乾隆就要吟诗（不然怎么能弄出四万几千首），起句云：
白龙寺里撞金钟
听到如此高雅的诗句，纪晓岚忍不住扑哧一笑。乾隆的脸色立刻大变，严问纪何敢如此不敬。纪晓岚闯了大祸，但他脑子特别灵，随即恭恭敬敬回奏道：“陛下出口成章，竟得一副绝妙好联，故臣喜极而笑。”乾隆问是何联语，纪奏曰：
黄鹤楼中吹玉笛
紧接着道：“陛下所作，与唐人此语相合，岂非一副绝妙好联？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真真可喜可贺。”于是龙颜大悦。
纪大烟斗本有将“潘金莲大闹葡萄架”跟“刘玉树小住芙蓉庵”巧对的本事，这不是旁人轻易学得到的。次于纪氏一等的还有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介绍的一位李总兵，乾隆的诗集刻成后，普赐天下文武百官，他也得到了一部，照例须上谢表，赞颂御制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种颂歌也是不大好唱的，以前朱洪武就很砍过几个上谢表拍错了马屁的官儿的脑壳。这位李总兵的谢表却做得十分精彩，其警句云：
乍聆天语，真目所未睹之奇；
欲赞微词，凛口不能言之惧。
得到的评语是“立言最为得体”。我则觉得这里面很有几分幽默，也就是高明的挖苦话，虽然代李总兵作谢表的师爷未必有此贼心贼胆。
然而，御制诗御体“永远健康”时占尽了风光，改朝换代后身价就一落千丈，也是不争的事实。《清稗类钞·考试类·龙汝言一体会试》记述，乾隆皇帝龙驭上宾后，嘉庆皇帝便亲口说过：“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他虽然奖赏了能背诵“先皇诗”的龙汝言，却并没有对“不屑读先皇诗”的士子们怎么着，因为这时候需要崇拜的已经不是先皇而是作为新皇的他自己了。我甚至怀疑，“一片一片又一片”和“白龙寺里撞金钟”此类小道消息得以刊布流传，恐怕还是新皇和新皇的文学侍从们有意安排的结果。有位外国文人说得好，若是厌恶某某人，希望他跌价，最妙的办法便是将其荒谬不通的诗文印出来示众。试想一想，如果创造了“自古吟咏之富”纪录的先皇头上的耀眼光环不减损一些，新皇的光辉形象又怎么能突显出来呢？
据说，有的人一生只作过一首诗，如“劝君莫惜金缕衣”的杜秋娘，这一首诗不朽，这个人也就不朽了。白居易、陆游的诗做得多，多了就不免夹杂平庸之作，但他们毕竟是真正的诗人，所以仍有不少好诗传世。香山居士已经死去一千一百多年，放翁“身作稽山土”也已经快八百年，“司马青衫”和“沈园柳老”之类佳句名篇，却仍能保持其不老的生命，此亦即是真正的文学艺术的一点为帝力所不及的力量。我们的乾隆皇帝升遐还不到二百年，却只剩下一句可说是他作也可说不是他作的“一片二片三四片”，在插科打诨的电视片中充当笑料，这固然是他过河拆桥扑毁“江南老名士”墓碑的报应，岂不也应验了共产党的一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