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年是灵帝中平五年。《宋史·天文志》也记有宋高宗“绍兴元年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如李大，三日乃伏。六年十月壬戍，日中有黑子，如李大，至十一月丙寅始消。七年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如李大，旬日始消。四月戊申，日中有黑子，至五月乃消。”绍兴元年是公元1131年。
黑子不仅有存在时间，也有消长过程中的不同形态。最初出现在太阳边缘的只是圆形黑点，随后逐渐增大，以致成为分裂开的两大黑子群，中间杂有无数小黑子。这种现象，也为古代观测者所注意到。《宋史·天文志》记有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四月辛卯，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栗大。”这一记载，就是属于对极大黑子群的写照。
我们先祖观测天象，主要依靠眼睛观察。对于太阳只有利用日赤无光、烟幕蔽日之际，或太阳近于地平、蒙气朦胧之中，以及利用“盆油观日”方法始可观望记录。从汉代到明代共1600多年间，黑子记载超过100次。
史书记载的黑子“如钱”“如栗”“如飞鹊”都是表示黑子的形状；至于“数月乃销”等等，是表明黑子的消长过程的。因为黑子大小相间，此生彼灭，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在望远镜未发明之前，史书所载的一定是大而易见的，所以至多不过二三枚，存在几天或几月而灭，这是和近代精密观测结果相符合的。至于“日赤无光”、“昼昏日晡”等等，乃是描写观测时候的情景。这些都是合乎科学的。对于前人精察天象的实践，外国学者也多有赞扬。美国天文学家海耳（1868—1938年）就曾经指出：“中国古人测天的精勤，十分惊人。黑子的观测，远在西人之前大约2000年。历史记载不绝，而且相传颇确实，自然是可以征信的。”
欧洲对太阳黑子的发现比较晚。他们最早的黑子记事是公元807年8月19日。这已经是公元9世纪了，但是还被误认为是水星凌日。太阳黑子的发现是伽利略（1564—1642年）使用望远镜完成的天文学进展之一；他在公元1610年才看到黑子，直到1613年才把结果公开发表。
黑子的消长，存在着盛衰周期。平均周期11年这数字是1843年德国业余天文学家施瓦贝（1789—1875年）首先得到的。但是，如果引用我国古代太阳黑子的记录加以分析，也完全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
1975年，我国云南天文台集编我国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1638年的黑子记录，共106条进行计算，得出周期是10.6±0.43年；同时还存在62年和250年的长周期。这一重要结果，是研究我国古代黑子记录、探索它的规律的良好继承。
古代记录已经表明：黑子出现最多的年月，也是极光出现频繁的时期。黑子和极光互有相。1977年7月，云南天文台又利用我国黑子和极光古记录，同时进行分析得出：极光和黑子都存在约11年的周期，并且得出结论：太阳活动和极光的约11年周期，并不是近300年才有的暂时现象。这对于研究地球物理学和天文学的一系列问题，将是很有益的启示。这同时也说明我国古代黑子资料是相当宝贵的。
彗星记事
我国古代就有关于彗星记录，并给彗星以孛星、长星、蓬星等名称。古书《竹书纪年》上就有“周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的记载。但是由于对这本书真实年代有待考证，对这件事暂且存疑。最可靠的记录，开始见于《春秋》：
“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鲁文公十四年是公元前613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史记·六国表》载：“秦厉共公十年彗星见。”秦厉共公十年就是周贞定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67年。这是哈雷彗星的又一出现，不过《史记》没有记载它出现的时间。
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转的平均周期为76年，出现的时候形态庞然，明亮易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末的2000多年，共出现并记录的有31次。其中以《汉书·五行志》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记载的最详细。
“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戌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锋炎再贯紫宫中。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苍龙俱伏。”
这样简洁而又生动的语言，把气势壮观的彗星运行、视行快慢以及出现时间，描绘得栩栩如生。其他的每次哈雷彗星出现的记录，也相当明析精确，分见于历代天文志等史书。在西洋关于哈雷彗星记载，一般书籍认为最早是在公元66年，但是还可上溯到公元前11年，欧洲已有哈雷彗星的观测记载。不过，也还比我国《春秋》可靠记载晚了几百年。
我国古代的彗星记事不仅仅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据初步统计，从古代到公元1910年，记录不少于500次，这充分证明古人观测的辛勤。
哈雷彗星出现的景象固然雄伟，但是其他彗星的出现，气势也相当壮观。《新唐书·天文志》：“上元三年七月丁亥，有彗星于东井，指北河，长三尺余，东北行，光芒益盛，长三丈，扫中台，指文昌。”唐高宗上元三年是公元676年。这种记录，不但形象描绘逼真，而且位置准确，所经过的亮星都加注记，这正是我国古代天象记录的优点。
在古代，我们祖先不仅观测彗星的形态和位置，对彗星的成因也有见解。
《晋书·天文志》载有：“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这种解释也是正确的。《晋书》修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到二十年，就是公元644年到646年。
而在欧洲直到公元1532年才有类似的认识。
在我国古代，还记录到彗星分裂现象。《新唐书·天文志》就有：“乾宁三年十月，有客星三，一大二小，在虚、危间，乍合乍离，相随东行，状如门，经三日而二小星没，其大星后没。”唐昭宗乾宁三年是公元896年。
像这样的观测记录是很细致的。在这里所说的客星，指的是已经分裂的彗星。
我们祖先非常关注彗孛，有些虽然不免泥于占卜，但是观测勤劳，记录不断，使后人得以有史查询。欧洲学者常常借助我国典籍来推算彗星的行径和周期，以探索它们的回归等问题。哈雷彗星就是明显一例。
20世纪初，英国的克罗梅林（1865—1939年）和考威耳（1870—1949年）曾利用我国古代哈雷彗星记录，跟计算所得的每次过近日点时间和周期相比较，最古记录上推到公元前240年。对照结果都比较符合，足证古代记录的可靠。
美国学者勃勒德近年来引用我国古代有关记录，研究从1682年到20世纪的哈雷彗星的运动，曾经引用我国有关古代记录，来探索1986年哈雷彗星的回归，并且研究太阳系中是否还存在第10颗大行星在对哈雷彗星的运动施加影响。在爱尔兰天文台工作的中国天文学者江涛，也研究哈雷彗星运动，并且在1971年发表《哈雷彗星的从前轨道》一文。1977年，我国天文学家张钰哲（1902—1986年），利用我国古代的哈雷彗星记录，上推到公元前1057年，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运算，发表《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一文，所得结果比较理想。他解决了我国历史界关于“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代的疑问；初步得出这日期是公元前1057年，丰富了史学上年代学的论证内容。可见我国古代的彗星记录到现代仍然焕发出它的光辉！
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人巴耳代研究1428颗的《彗星轨道总表》之后断定说：“彗星记载最好的（除极少数例外），当推中国的记载。”这种评语，无疑是公允的！
陨星如雨
关于流星雨的发现和记载最早始于我国，《竹书纪年》中就有“夏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最详细的记录见于《左传》：“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鲁庄公七年是公元前687年，这是世界上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
我国古代有180多次流星雨的记录。其中天琴座流星雨记录大约有9次，英仙座流星雨大约12次，狮子座流星雨记录有7次。这些记录，对研究流星群轨道的演变，也将是重要的资料。
流星雨来临的场面相当动人。我国古记录也很精彩。试举天琴座流星雨的一次记录作例：
南北朝时期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三月，月掩轩辕。有流星数千万，或长或短，或大或小，并西行，至晓而止。”（《宋书·天文志》）这是在公元461年。当然，这里的所谓“数千万”并非确数，而是“为数极多”的泛称。
而英仙座流星雨出现时的情景，从古记录上看来，也令人难以忘怀。请看：
唐玄宗“开元二年五月乙卯晦，有星西北流，或如瓮，或如斗，贯北极，小者不可胜数，天星尽摇，至曙乃止。”（《新唐书·天文志》）开元二年是公元714年。
流星体坠落到地面便成为陨石或陨铁，这一事实我国也有记载。《史记·天官书》中就有“星陨至地，则石也”的解释。到了北宋，沈括更发现陨石中有以铁为主要成分的。他在《梦溪笔谈》卷二十里就写着：“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宋英宗治平元年是公元1064年。
在欧洲直到1803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陨石是流星体坠落到地面的残留部分。
在我国现在保存的最古年代的陨铁是四川隆川陨铁，大约是在明代陨落的，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掘出，重58.5千克。现在保存在成都地质学院。
“客星见于房”天空中有些星原来很暗淡，是人们所看不见的。但是在某个时候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到几百万倍（叫做新星），有的增强到一亿到几亿倍（叫做超新星），以后慢慢减弱，在几年或十几年后才恢复原来亮度，好像是在星空作客似的，因此给予“客星”的名字。在我国古代，彗星也偶尔列为客星；但是对“客星”记录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凡称“客星”的，绝大多数指的是新星和超新星。
我国有关新星的记载最早见于殷代甲骨文。见于典籍的系统记录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书·天文志》中就有：“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房就是二十八宿里面的房宿，相当于现在天蝎星座的头部。汉武帝元光元年是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外历史上都有记录的第一颗新星。但是西洋没有记载月日，也没有注明方位，远不如《汉书》详细。在上世纪，法国的比奥编《新星汇编》，就把《汉书》这颗新星列为第一颗。
从殷代到公元1700年为止，我国共记录了大约90颗新星和超新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ζ星（天关星）附近的超新星，两年以后（嘉祐元年，1056年）变暗。《宋会要》这部史书中就这样写着：“嘉祐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
18世纪末，有人在望远镜中观测到，在天关星附近，发现一块外形似螃蟹的星云，取名叫蟹状星云。1921年发现这星云在不断向外膨胀，根据膨胀速度可以反向推算出，这个星云物质大约是在900年前形成的，是超新星爆发的产物。这星云既有光学脉冲，也有射电脉冲。同时又发射X射线和γ射线。
星云的辐射都存在一个周期极短（大约是千分之三十三秒）的稳定脉冲。对这现象进行多方面研究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它的来源就是过去理论上所预言的一种超新星爆发后的残留核心，也就是中子星。这已经是恒星演化的晚期阶段了。这颗超新星就是我国《宋会要》所记载的公元1054年的“客星”。
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出现在仙后座的超新星，最亮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午肉眼都可以看见。《明实录》载有：“隆庆六年十月初三日丙辰，客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历十九日壬申夜，其星赤黄色，大如盏，光芒四出，十月以来，客星当日而见。”我国的记录，比当时丹麦天文学家第谷还早发现3天，而且多观测了约两个月。
至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超新星，出现的时候亮度不比金星逊色。《明史·天文志》记载：“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乙丑，尾分有星如弹丸，色赤黄，见西南方，至十月而隐；十二月辛酉，转出东南方，仍尾分。明年二月渐暗，八月丁卯始灭。”
现代由于射电天文学的飞跃发展，世界上有关学者都以极大兴趣研究我国古代的新星和超新星记录，他们的目的在于寻找银河系里射电源和超新星的对应关系。我国天文工作者在50年代以后，先后把我国古代新星记录整理发表，在国际上获得好评。其中分析我国古代12个超新星记录中，有八九个对应于射电源。这应该看成是我国古代在恒星观测上的一项重大成就，同时也是对现代天文学问题的探索的一项卓越贡献。
随着岁月的流逝，天象也不断更改。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