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丙安
人与自然和人与环境的话题，如今已经从科学研究的论坛迅速扩展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危及人们的生活与生存，所以，“生态”这个学术名词，也不再像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Haeckel1834～1919）创立“生态学”（ecology）一百多年来那样令人感到陌生，它已经成为普通人生活用语中的关键词语了。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开始关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人类学同时也关注了生态环境与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人文科学和生态学交叉研究的科学新领域，并产出了一批从生态学角度着眼探索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由于我国现代民俗学在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有关各民族人与大自然、人与动植物关系的民俗资料，同时，这些资料和它们的民俗原形态，都和生态学的许多重要课题有着深层次的相关性；又由于这些关于生态的民俗对于认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悠久传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在新世纪开初提出构建“中国生态民俗学”的议题是很有必要的。以下仅从五个方面试论中国生态民俗，以便确立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生态民俗的视野
生态学告诉我们：人类作为高级杂食动物，在食物链当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于是便和其他生物种群之间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同时人类在食物链上也进行着广泛的优选；人类还对于自身种群的生育繁衍和在大自然环境中的分布也不停顿地进行着合理的调度。人类还为了使自身的消费能力和相关的食物链之间的比例相适应，于是便不停顿地调整自身和食物链之间的关系。人类还创造了十分丰富多彩的联系食物链的种种独特方法，在利用食物链的许多环节上还千方百计地努力使食物链不致中断，从而使人类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源。生态学这些冷静的论断，表面上看不到丝毫人文色彩，但是，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每一个论断的背后都有十分丰富生动的民俗文化作依据。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联系到食物链的有关民俗文化，统称之为生态民俗。同时，把和食物链诸环节相联系的民俗事象关系叫做生态民俗链。
众所周知，人类自身的生存，并不只是依靠动物本能去择食，更主要的是依靠高智能去采食。是人类创造了一系列物质的和精神的民俗文化，适应并利用了生态环境，创造了较高的产食文明。原始人的队群从远古便和茂密的绿色植物种群保持了密切的依赖关系，首先创造了采集民俗，随后便发展到采集植物种子，发现了谷物种群后创造了原始农耕民俗。人们把五谷杂粮的种子用各种方法种植到土壤中，取得粮食，再经过加工制作，成为可吃的食物。与此同时，原始人队群在和其他动物种群的生存竞争中，创造了围猎捕杀野兽的方法和捕捉禽鸟及捕捞鱼类的技巧，进而发展了狩猎民俗。随着擒获猎物的过剩，人类创造了驯养这些动物和繁育畜禽的技法，于是发展了畜牧民俗。一部鲜活生动的产食文明史，正是一部完美的生态民俗文化史。人类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使食物链中可食可用的植物和动物尽可能不致中断的办法。人类终于在食物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类的某些种群中的队群一旦遇到了食物中断的危机，他们便创造了精神文化的信仰民俗，祈求超自然力的各种神灵前来救助他们。这些神灵虽然是从他们的幻想中产生，但是，他们相信各路神灵会救助他们获得粮食、猎物、畜群的丰收以及他们自己生儿育女的丰产。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还极力繁育自己的种群，并在生育繁衍方面创造了形形式式的民俗规范和仪式。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还不得不关注生态环境中有关天象、气候与季节的变化，于是创造了许多有关日月阴晴、风雨雷电、云霞霜雪以及四季冷暖的神话、谣谚、禁咒、祭祀仪式和多种适应性的民俗生产生活方式。像“盘古开天辟地”、“盘古尸体化生万物”神话思维的原始自然生态观，像“夸父逐日”、“羿射十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投溷旱魃”等神话中原始先民与大自然搏斗的想像，以及中国民俗文化史上一系列的关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竞争的民俗知识和技能，都为民俗学展开了十分广阔的生态民俗的视野。
二、关于植物生态的民俗
一方水土要靠各种可食的广生态植物提供食物，养育一方人群和一方畜禽，中国大地也不例外。地处旧大陆的中国，南北方的粮食作物种植最初几乎都是以杂粮栽培为特点的。中国的先民较早地有了种植高梁、黍子、稷子、杂豆和早期麦、稻、稗等杂粮的历史。以后，北方农耕向种麦混合型发展，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种麦农耕技术的精耕程度已经提高了，于是，才有了北方农业文化史上的空前辉煌。在南方，作为湿地杂粮的水稻栽培，也逐渐脱离了杂粮复合文化而独立成型，发展了稻米文化。中国大陆的农耕向旱田和水田两个方向扩展，并不断完善直至今日。在北麦南稻的农耕民俗文化分野中，自然环境的温、热地带和旱雨季候几乎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五谷丰登与风调雨顺成为几千年农耕民俗祈求的终极目标。农民们遵循着阴历周期和二十四节气周期进行耕作，确定农事节会和宗教节会的定期活动，几乎都在围绕着这个祈盼丰收的主题。农民们难有胜天的宏伟大志，只有靠天吃饭的苦难经验，祖祖辈辈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俗民仰赖老天的恩赐就显得十分重要，产生了很多有关植物生态的民俗传承。
比如，有关麦种和稻种来历的神话与传说，有关社稷神和五谷神的祭祀传统，有关各种杂粮的传说故事等等，都表现出俗民对粮食的崇敬及“民以食为天”的原生态传承观念。又如对于人参的神秘崇拜和对于某种树木、花草、蔬菜、水果等的神奇信仰，也都显示出了深厚的植物生态民俗的传承影响。其中有关桑蚕、柞蚕神的崇拜及关于植物的多种禁忌，更加令人信服地了解到植物生态民俗链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意义。
北方粮谷杂豆在几乎所有的祭祀仪式中都有驱邪除煞的神秘功能，形成了几千年的巫术信仰传统。婚丧大礼中用粮豆打煞的仪式更是不可或缺，这突出地表现了古老的农耕民对粮食的神圣崇拜，他们相信这些供给人类生命力的植物子实，具有超自然的巨大魔力。民间供奉山神或土地神的习俗自然关联着生态民俗链的环节，而直接供奉粮食种植神的习俗就更是植物生态民俗链中常见的事象。通常是把历史上或传说中对当地农耕丰产起过救助作用的官吏或平民，供奉敬拜为神，享受人间烟火，以致不忘。像河北省邯郸境内的磁山地区，民间塑像供奉着一位被古代传为张公的小吏为神，当地百姓感念他传播了种粮技术使粮食丰产，让百姓都有饱饭吃。在当地黄粱梦村的神仙庙里，特设了一座供奉“麦奶奶”的神殿，神龛上供奉着一位无名氏妇女的神灵，据传说早年是这位妇女从山东来到此地传授种麦技术，才使当地人吃上了饱饭，百姓感念她的恩情，尊称她为“麦奶奶”，享有香火供品祭祀。这些朴素的民间信仰活动，其根基都建筑在农耕作物生态民俗链上，又在百姓中得到认同才被传承下来。这些民间小神，不论有姓无名还是无名无姓，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在当地农业生态民俗文化中扮演了有特殊贡献的角色。
在生态民俗的研究中，植物生态在食物链中的资源开发价值是很重要的。在中国，人的杂食和畜禽的草食、料食构成了十分复杂的共享和互克的食物链民俗关系。众多的人口需要大量粮食，家畜和家禽也需要大量粮食做饲料。尤其是在歉收之年，人争畜料和畜夺人粮的矛盾十分尖锐。又因为畜禽中的大部分是人们的肉食、奶食、蛋食的供给者，所以处在食物链中的人们不得不扩大与畜禽在粮食需求上的共享。一方面扩大土地的种植面积，选种高产的粮食作物，生产供食的粮豆；同时，人们还要为大批畜禽提供并保留足够的放牧草场。另一方面还要种植薯、瓜和蔬菜，栽培和利用鲜果类和坚果类植物，补充自身的多种饮食需求。除了食用以外，人们还要利用野生林木作烧柴，作建造房屋的材料；还要占用土地种植棉麻等非食用作物。此外，人们还要利用山野植物资源采集草药用于医疗和保健。可以看出，绿色植物作为生态环境中的生产者和人们的关系极为密切。
民间关于植物生态的民俗链，通常都表现在极为细致的农牧生产的作业年历中。在民间，家家户户及各个村屯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天天都有习惯了的农事作业进度和具体安排。因地因时形成的连续作业历史最具有生态民俗链的特色。从那些作业的连续性中，可以检测出有关植物生态民俗链的所有环节，几乎每一个作业日都充满了有节奏的农耕生态民俗活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有序的作业环节推动了农耕民俗文化的发展。
三、关于动物的生态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