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伟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发展了78年时，一位中国民俗学家获得了国际人类学彼得奖。这是东方学者首次获得此奖。此奖是颇具影响的人类学大奖，以意大利人类学奠基者彼得命名，由巴勒摩人类学国际中心组成国际学者参与的评委会评定，授予国际上杰出的人类学家。美国民俗学会前主席邓迪斯、前苏联民间文艺学家梅列金斯基等著名学者曾获此奖。1996年度获此奖的中国学者是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以意大利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学者认为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都是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段宝林同志1960年开始讲授民间文学，至1996年，以36年的学术积累获此奖。段氏获奖是中华学人之光荣，东方学人之光荣。
二、民间文学研究成果
段宝林同志的民俗研究，是从民间文学起步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81年1月出版，1985年增订，是他1960年至1985年25年学术积累的成果。这是中国民俗学史和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版早、学术信息量大、有不少创见的、独力撰著的民间文学大学教材。它的主要学术成就是：以民间文学基本理论为纲，在具体论述中尽量作历史分析，夹叙夹议，以中国民间文学具体事例和作品来说明理论问题，结合对作品进行简约的艺术分析，理论与实际结合，体现出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与理论之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有“立体性”、“雅俗结合律”、“笑话三分法”、“描写研究”等创新之说。《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精粹的理论贡献乃“正面喜剧人物论”。西方传统喜剧美学观认为，喜剧是“关于坏人物的模仿”，“丑乃滑稽的根源和本质”。宝林同志从中国阿凡提等机智人物故事出发，论述他们和西方传统喜剧美学里的喜剧人物的概念很不一样，他们并非丑，还是“正面的崇高的而且很美的喜剧人物、滑稽人物”，不是“单相笑话”（“暴露笑话”），而是“双向笑话”（“斗争笑话”），突破了西方美学的局限，引起国际学人对东方美学的重视。《民间诗律》、《中外民间诗律》是民间诗律学的奠基之作，介绍了古今中外“歌唱状态下的民歌格律”。以上这些，都是开拓性、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得到彼得奖评委会国际学者高度评价。
三、民俗研究学术成果
宝林同志1987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民俗学。1982年他倡议并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建立了北京大学民俗学社，这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民俗学组织。他的民俗学研究有六个方面：
1.对民俗事象的“立体描写研究”。如描写西藏的“糌粑”实际就是炒面，将青稞麦炒熟了，磨成粉，食用时盛于木碗，加些酥油茶，用手搅拌，捏成相当硬的团团，拿在手上吃。这是他在西藏藏族农民家吃“糌粑”的亲身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他曾到西藏、广西、江苏等二十多个省自治区进行调查。他从民俗立体描写研究中，从事理性思考，提炼民俗学理论。如《庙会的民俗本质——论生活美与庙会》，对各地的庙会，分析其内涵的“宗教美”、“市场美”、“文艺美”、“美的多样性”。又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所刊关于澳门婚俗的论文，是宝林同志1995年至1997年任教于澳门大学时，对澳门民俗调查研究的成果。他对华人婚俗中传承中华民俗文化又吸收西方民俗文化，华葡通婚，“土生葡人”（往往是华葡通婚的后裔）婚俗中传承葡萄牙民俗文化又吸收中华民俗文化，进行精到的六维立体描写研究，进行理性思考，从文化人类学之异族文化比较研究角度，论述“澳门的中西文化交融几百年来起了先驱作用。这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美好未来的建设创造，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2.民俗“历史研究”。如《中国古代的狂欢节——春节、蜡祭与傩》，段氏引古籍民俗资料，论证春节源于尧（伊耆氏）时已盛行的“蜡祭”，已有四五千年历史。孔子时“百日之蜡”，“一国之人皆若狂”，全国狂欢。东汉许慎时，“冬至后三戍，腊祭百神”，绵延一个月左右。岁末还有傩舞驱疫，“强烈表现了人类减灾的意识”，原是一种“清祀”，“清洁而祭祀也”，发展至今，变异为岁末大扫除“掸尘”。
3.民俗“理论研究”。如《民俗的趋美性》，论证“民俗就是符合一定审美标准的生活事象，即是生活美”。这种“生活美”具有“相对性”、“时代性”、“民族性”、“继承性”、“趋新性”、“广义性”、“多样性”、“趋美性”。其核心学术思想，乃“民俗生活美”与“民俗趋美律”。宝林同志对今之“陋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其在远古、某些地区曾被人们认为是美的。民俗有“趋美性”，“由最美的内容和形式占据优势”，“陋俗”为新的“美俗”所取代，而旧的“陋俗”被扬弃。由此出发，在《为立新风下功夫——关于“推陈出新”、“不破不立”的反思》中，他提出“不立不破”、“先立后破”、“立就是破”、“立字为重”等新概念，并举河北省柏乡县推广鲁村“红白事理事会”立新风而移风易俗的经验为例，又如兴水利取代敬龙王的新民谣：“龙王爷走了，水也有了；土地爷没了，地也肥了；灶王他滚蛋了，人也吃饱饭了”，人们由于新建设、新风尚而转变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宝林同志这些理论探索，是对民俗学之移风易俗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从他的论述得到启发，可以将采风识俗、移风易俗作如下表述：“对民俗进行立体采录后，认真研究，仔细分辨分清精华、糟粕，按民俗发展规律，在传统民俗精华部分的基础上，扬新风，立新规，传新俗，行美俗，从而扬弃传统民俗中的糟粕部分。”
4.外国民俗研究。他出访菲律宾后，写了《菲律宾火山纪行》、《伊富高人与梯田奇迹》等，介绍菲律宾民俗。1991年“中日民俗比较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宝林同志参与主持，并写了综述，对中、日学者的学术交流作了详细报道。他的外国民俗研究，主要体现在段宝林、武振江主编的《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其主要特色有二：一是资料丰富，包容了六大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民俗；二是编排颇具匠心。“节日风采”，按月、日先后为序，介绍各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节日。婚俗、饮食民俗、衣饰民俗则按洲和国家的惯用顺序编排。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生育民俗以及文化娱乐等则以各自的内容编排。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丰富的外国民俗资料汇编，还附录了各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博物馆，因为它是“历史与民俗之窗”。
5.民俗学史研究（民俗学家研究）。宝林同志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创者、先行者蔡元培、顾颉刚进行专题研究。《蔡元培与民俗学》、《蔡元培与人类学》，他从细读蔡元培全集、日记、自传、自写年谱人手，钩沉蔡先生三个时期：一是早年，二是留学欧洲期间，三是晚年，始终钟情民俗学、人类学的史迹及其学术贡献。《中国民俗学之父——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他写出顾氏的学术特色——“民俗学调查与研究使他的主要学说（指‘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历史学说）得以形成，历史学研究又使他在民俗研究上产生巨大的动力与学术能量。”宝林同志对蔡元培、顾颉刚的研究，都以钩沉史料、评价精当见长，为中国民俗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章。
6.文化人类学探索。宝林同志1996年获国际人类学彼得奖后，拓宽学术视野于人类学。《人民心目中的法治典范——包公传说的人类学探索》、《蔡元培与人类学》以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中西文化交融的澳门婚俗，是他开始人类学探索的三项成果，显示了一个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拓宽学术视野后新的学术光彩。一个学者需要多备几副眼镜、望远镜、广角镜与放大镜、显微镜以及三棱镜、多棱镜。一个人类学家如果也多一些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学养，对研究人及其文化也将更深入、更广阔，也会更高瞻远瞩了。
四、民俗学理论贡献
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者都是独立的学科，但民间文艺又是民俗的一部分，中国许多民俗学家往往由民间文艺家发展而来，从民间文艺研究扩大到民俗研究。
宝林同志由民间文艺研究向民俗研究发展，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还有思维哲学的内在联系，其发展的纽带是“立体性”一“六维立体思维”的探索。他善于从实际材料中提炼理论。1980年出版过伟与杨通山、蒙光朝、郑光松合编的《侗族民歌选》，他以锐利的学术眼光，于1981年写了《民歌描写研究的可喜成果——评（侗族民歌选）》、《加强民族民间文学的立体描写研究》，提出了民歌有“表演性、实用性、立体性”。《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81年初版本还没有阐述“立体性”的内容，1985年他把“立体性”增订进《概要》增订本中。
他对“立体性”的阐述，和他的《概要》、“笑话与正面喜剧人物”、“民间诗律”等研究一样，也具有持续研究、不断深化的发展轨迹。1995年写《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六方面论述：（1）众多异文，每一异文只构成作品的一个侧面，所有侧面的总和形成一个立体。（2）表演性使它形成多面的立体。（3）多功能性、实用性构成民间文学的立体性。（4）即兴创作的特点形成一种立体。（5）从流传途径看，民间文学是立体的。（6）其内容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是立体的。民间文学记录工作应该把作品的立体性也全面地保存下来，这就要进行立体描写。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戏曲是在民俗环境里演唱、讲述的。从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研究，自然演进到民俗的立体性思考。段宝林同志的理论思考由“四维立体”发展到“六维立体”。1994年《庙会的民俗本质》初见“六维立体”，1996年《中国民俗大全总序》（今改名为《中华民俗大典》）进一步完善，他这样阐明“六维立体思维”：
“为了更科学地记录和研究民俗事项，我们主张运用科学的立体思维方法而不用点性思维、线性思维和平面思维、静止思维的方法。因为任何事物都在六维的立体空间里存在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理应运用六维的立体思维模式去分析一切事物（包括民俗），才能全面地认识它，科学地把握它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特点和本质。这种六维的立体思维，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分析任何事物时，要求平面的二维空间（长、宽），发展到‘多侧面的立体的’三维空间（长、宽、高）。这还不够，还要加上时间一维，由静止的立体发展到‘动态的四维立体’，要分析事物的历史发展、来龙去脉和未来前景；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事物的内部空间一维，由表及里，发展到‘内层本质的第五维’，要分析事物的各个层次，由浅入深，揭示事物的本质特点和运动规律，达于多层次的五维立体空间；这还不够，还要加上环境一维，分析事物的生态环境、外部条件，达于‘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多种内外条件因素综合作用的六维立体空间’。”
这一论述颇富于哲理性。从民俗学的方法论思考，升华为哲学的思考——哲学思辨的层次了。这篇《总序》是段氏此前民俗学研究的理论总结，有4个突出的学术价值：（1）属于思维哲学层次的“六维立体思维”。（2）对“民俗”的界定。汲取前贤的成果而发展出自己的论点：“民俗是人民生活方式的总称，是人民自己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是人类整个文化的根基，是各族人民的集体创造”，“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具有极大的凝力”。（3）提出“民俗趋美律”，“民俗学的实质就是一种生活美”，“作为生活美的民俗具有时代性、地方性和民族性”，“民俗发展的方向和轨迹是趋美的、进化的”。（4）提出民俗的改造“先立后破”、“不立不破”，“民俗改良首先要具备客观物质条件和审美观点的改变等主观条件，并且只能由人民自己动手自觉自愿地去改革”，“如果没有新的更美的民俗创造出来去代替旧民俗，旧的民俗是不可能真正破除的。”［1］关于“民俗”的界定、民俗趋美律和民俗改革的不立不破，是他长期思考、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他先后写过《民俗的趋美性》、《为立新风下功夫》、《民俗的本质是生活美》、《民俗中的象征》等论文，而《民俗大典总序》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深刻化。总之，《中华民俗大典总序》是宝林同志民俗学研究一大闪光点。
宝林同志民俗学研究另一大闪光点是1094年起草的《民俗大典编写提纲》，具体体现了“六维立体思维”、“民俗是人民自己的生活文化”等学术观点，较诸1994年以前出版的民俗学著作对民俗事象的分类，有所发展，颇具新意。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对推动学术发展起了哪些作用（或者可以说起了哪些“历史作用”）。《民俗大典编写提纲》以民俗学理论为主干，为根本，融进入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民俗文化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内容和要求。中国现代民俗学是与民间文艺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紧密结合，与中国各民族民俗实际及其历史演变紧密结合，从而发展的。段氏《中华民俗编写提纲》总结中国民俗学家们的学术成果与经验，继承中国“描写民俗学”（也称“记录民俗学”）的优良传统，独立思考，有所发展。
总之，段宝林教授所倡议并写了“总序”和“编写提纲”的《中华民俗大典》，经过各地民俗学家的共同努力，将是20、21世纪之交的中华民俗学经典之作，是中华学者合力建构的、钟敬文教授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重要基石。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注释：
［1］刊《民俗研究》1996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