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客观环境对他的真正的严酷改造，应该从1840年算起。这年夏天，他调任汀漳龙地区的代理道台，衙门就设在厦门对面的漳州城里。德雷克俏皮地说“一个不习惯海上生活的北方人，来到只有海洋意识的福建”，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在这里，他平生头一次看到曲曲折折的海岸线，数不清的海上小岛，国产海盗和日本海盗，历史悠久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然的海上国际贸易活动，充斥于大街小巷的外国水手和西方传教士，主要还有辽阔雄浑的大海和掀天覆地的波涛……这种生活环境的根本转换，必然导致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存在决定意识，这不是马列主义的哲学观点吗？
更大的刺激是，徐继畲上任不久，爆发了鸦片战争。英国远征军攻广州不下，以鳄鱼号为旗舰，转攻厦门，炮击定海，北上天津。攻击厦门时，他得以经受洋枪洋炮的洗礼。他不得不开始思考：为什么西方的轮船用机器推进而不用风帆？为什么火炮射程这么远？为什么西方搜集信息那么迅速又准确？……他逐渐认识到，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愚昧无知，原来就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立即觉醒并行动起来，重新认识西方国家，重新认识整个世界，认真探求别人强大的真正奥秘。徐继畲这种认识上的飞跃，有他写给山西友人的书信为凭。
认识上的进步，必然产生行动上的勇气。我们这位“循规蹈矩”的山西老乡，终于开始变得“不老实”起来：开始发疯般钻研世界历史地理，而不读“圣贤书”了。更勇敢的是，此时已升为福建省第二把手的布政使徐继畲，居然与外国人打得火热，尤其与美国传教士雅匹理过从甚密，从对方那儿得到大批先进的西方书籍和世界地理图册。应该承认，正是这些鲜活的新知识，真正打开了他理性的视野，让他摒弃了狭隘保守的国产世界观，以明亮的新目光审视人类生活着的这个硕大无朋的星球。他在知识化、现代化道路上的这种飞速进步，外国人留有可靠记载：徐继畲“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解放的程度上，他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的其他任何官员”。
这时的徐继畲，写出这样的《瀛环志略》，才是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我们于此可得出一个什么道理呢？是否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的意识，现代化的意识，只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环境中才能培养造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才能，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中才能锻炼提高。不管是对一个人的进步，还是对一种事业的成功来说，客观环境是多么重要啊！
怎样才能创造一种健康活泼的客观环境呢？大文豪钱钟书说得极幽默：“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真是各有利弊，实难两全，掌握好分寸并不容易。
正如德雷克教授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决不是一本简单的世界地理教科书，而是一本充满维新精神和改革主张的“惟妙宣言”。它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董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中国整整一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为19世纪60年代自强运动和90年代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
我觉得，在徐继畲这一历史性重大贡献中，他大胆公开推崇彼得大帝和华盛顿，乃是他喊出的革命最强音。徐继畲认准彼得大帝是现代化运动的世界性领袖，赞美说他“变姓名走荷兰，投舟师为弟子，尽得其术而归”，然后他“疏通波罗的海道，水陆皆操形胜，战守攻取，疆土愈阔，俄罗斯近世之强大，实自彼得始也”！
而对美国的开国英雄华盛顿，更是极其赞美之能事，高度评价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操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确乎三代之遗意。……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一位封疆大吏，不去歌颂自己的大清皇帝，却把两位西洋国主捧得老高，说人家远远超过优秀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陈胜、吴广、曹操、刘备，而跟尧、舜、禹这些神仙似的英雄差不多。我们这位山西老乡也真够“胆大包天”的了。
公元1852年，徐继畲运交华盖，罢官为民，回到了山西老家。对于他的罢黜，德雷克和他的美国同胞一致认为，主要原因是他写了《瀛环志略》，尤其是为他们的总统唱了赞歌。
我看这是很不全面的。
诚然，极端守旧的卫道士们一致觉得，如果不严格控制与西方人的接触，中国文明将被污染，像徐继畲这种已被“夷人”及其“奇技淫巧”所诱惑腐蚀的危险分子，不能不予制裁，他们的言论不能不禁绝。徐继畲的丢官与守旧势力的攻击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过，这件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清廷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所致。道光皇帝的驾崩，咸丰皇帝的继位，导致了耆英和穆彰阿为代表的“主和派”的失势。而徐继畲是穆彰阿的学生，一直属于“耆穆集团”。所以，他即使不写《瀛环志略》这本书，恐怕也得倒台。
而令我感动，觉得有必要提一笔的，是这么一段小喜剧：徐继畲罢官十四年后，随着又一位新皇帝——同治皇帝的继位，他又官运亨通起来，回北京做了“同文馆”的总管大臣。这时候，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专门组织起一个盛大仪式，将一幅华盛顿总统画像赠送给徐继畲，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并且越过陆地和海洋，送到你的手中。当你看到画中的温和面貌时，请不要回忆由于你努力想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华盛顿和西方各国，而遭到罢黜的十四年悲伤岁月……”
这些有意思的美国人。
在《瀛环志略》中，有两处不显眼的文字，却使我心头一颤。徐继畲用有八卦符号的罗盘针测定欧洲的方位，判定它在乾戌方，在中国的西北，于是他即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理论下结论，说欧洲“独得金气”，所以“土地膏腴、物产丰阜”。他又以同样的中国办法评定非洲说：“阿非利加一土，以八卦方向视之，正当坤位。其气重浊，其人颛愚。故剖断已千万年，而淳闷如上古，风气不能自开。”这可就露出马脚了。一面宣扬新知识、新文明，一面却掺上看家的陈货色，多么刺眼！多么矛盾！其实在徐继畲身上，矛盾之处远不止这一点。他一面在《瀛环志略》中探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一面却最喜欢做八股文章；一面在福建大量接触西洋朋友，一面回到山西（罢职其间）却组织民团，残酷镇压太平军的北上部队……
当然，这种“两面性”，绝非徐继畲所独具，而是他那个时代一般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的通病。这里我想举一个更典型的例子。
就在徐继畲重新做官的那一年，清廷派出第一个正式的官方代表团，由斌椿带领去欧洲考察。团里有位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年轻随员，名叫张德彝。他后来因为着有《航海述奇》一书而名扬天下。初到巴黎，张德彝惊奇地看到“铁裁缝（缝纫机）”、“擦物宝（擦字橡皮）”，之后忽然又看到更为绝妙的物什——“肾衣（避孕套）”。他认为是好东西，饶有兴趣地写道：“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设想一下，这位老兄当时假如有勇气把这种文明先进的玩意儿带回来，加以宣扬和推广，中国人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谁知他反而无比严正地又写道：“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你瞧他吓坏了，怕有违孔孟之道，怕成为始作俑者而断子绝孙。中国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力何其巨大顽强，纵然身处千万里之外的欧洲文明中心，也难以挣脱。
比起徐继畲、张德彝，更伟大的康有为、梁启超又怎么样？既可以拿热血性命相搏，义无反顾地推进“戊戌变法”运动，也可以鼓吹帝制，组织臭名昭着的保皇会，成为中国历史的绊脚石。
这是整个改良派的悲剧，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悲剧。认真研讨我国19世纪中后期的维新思想和改革运动，对于今天的我们，实在具有极为迫切的特殊意义。
读罢德雷克教授的《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我思绪纷繁，百感丛生，心里热乎乎又乱糟糟的，这正是每每读完一本自认为是好书后的正常反应。我心满意足地告别鸡毛小店，踏上归程。
我忽觉自己正在攀登一座山峰，放眼眺望大地，美丽的地平线环抱着河流村庄、绿树红花、飞鸟走兽，但我看不见地平线以外的景物。我越爬越高，地平线则越往远处推移，先一阵还看不到或不易界定的景物，如今都清清楚楚地框入视野。然而我却立刻悲观绝望起来：不管我爬得多高，总有一个地平线以外的广大未知的世界，充满神秘和吸引力。我对它却无能为力。哦，原来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虽说每个限制迟早都将被打破，却往往得付出“毁灭人格或结构”的沉重代价。因此，悲剧在人类生命中是基本的，不可避免的。每当意识超越了能力，悲剧便会产生。但一个人的失败，可以为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换取超越性的象征意义，甚至对失败者本身来说，也可以引导他进入新的、重建其人格或深层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我渴盼着自己的下一次“悄然独行”。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