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先生写过一段关于母亲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做是写给母亲的专章，因为他虽然还曾多次写到母亲，但加起来也没有它的篇幅长，而且事迹零碎，涉笔不深。纵观马烽先生的全部作品，写自己的家人，写自己的家庭生活，或者以家人和家庭生活为写作原型及写作依据的篇章比重极小，惜墨如金。这似乎是他们这一代“党员作家”的共生现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有趣的文学命题。不妨留在后面加以探讨。
马烽先生家里，保存着一幅老照片，上面印着这样一行字：“民国十二年八月十二日马老太太八秩寿辰摄影纪念”。或坐或站或被人抱着，总共有家人和亲朋老老少少55个人，是一张扩大了的“全家福”。这是公元1923年，马烽先生才刚一岁多点，他被人抱着坐在前排，头上留着“鸡屎片”，憨态可掬。抱他的不是自己的母亲王贞如。此时的王贞如不到30岁，在所有的妇道人家中不但个头最高，而且面相姣好，气质高贵，一种大家闺秀风范。或许这跟汾阳王家多少代的文化遗传不无关系。
王姓不但是汾阳第一大姓，而且早在明朝初年就成为十分显赫的望族。据说先祖来自安徽省定远县，那是朱元璋打天下的发祥地之一。想必王家先祖跟着朱和尚打仗立了点功劳，最后被任命为太原府护卫左所的一名百户，手下管着120多个兵，相当于如今的一个连长。官儿不大，却是世袭军职。到弘治年间，有人做了卫右所令，这就是高级军官了，此人名叫王宣。他的孙子王玮和王缉这一辈，由武改文，中举人中进士，一下红火起来。其中王缉官至户部右侍郎，有职有权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呀。从此，王家风脉大兴，子孙繁盛，分布于全县各处。王贞如出生地大王村所在的演武镇，就是王姓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
马烽先生在前面写了，王家是大王村的大族，住在一条“王家街”上。笔者亲自去寻访，确实如此。从王家街的一头望过去，两边全是一色色巨宅大院，虽然大都露出一脸沧桑，但总体气势不减当年。
王贞如出生的地方，也就是马烽先生的舅舅家，宅院已经相当破旧了。但据马烽先生说“房子倒也不少”，可见一早的光景定然不错。既然“外祖父是纯粹农民”，可见那么多的房子不会是他置办的，定然是祖上的遗产。祖上为什么会盖起那么多房子？经商致富还是为官发家，这就完全不可考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王贞如出嫁到居义村马家时，自己的家道虽则有点败落，但家底和名望总不会很差，否则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正在兴旺时期的马家不会看上王家。
马烽先生还写了，说母亲经常“哭诉她命不好”。王贞如的命运也确实够惨的了，中年丧夫，人生最大不幸之一啊！接着分家分到80元重债，接着被逼改嫁，接着卖地还债，挥泪离乡，接着变卖私房首饰衣物典地谋生……由一位衣食无忧的承审员夫人，一步步沦为靠种地和针黹抚孤度日的农家妇女，其中多少苦楚谁知！最后苦尽甜来该享福时，却又不幸过早地患病谢世。伟人毛泽东在《祭母文》中说：“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构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也可比作是王贞如的生动写照。
可以说，马烽先生的九婶和生母是两个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却同样命苦的中国妇女。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贞如比九婶的命运还要惨些，因为九婶原本出身贫苦人家，可以说从小到大苦惯了。而王贞如则不然，中年以前没受过多大的苦，丧夫之后天塌地陷，不但生活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心理和精神上更要经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痛苦折磨。这一种人生境况才是最苦最苦的！
当然，如果换一种角度讲，她们又都是幸运的和幸福的中国妇女，因为她们为之吃苦遭罪蒙受屈辱丧失种种人生享受的儿子马树铭，终于长大成人，出人头地，变成了着名作家马烽，按老百姓的通常说法就是“成了气候”，“是个人物”了！在中国，子贵母荣也是一件相当体面的事。“孟母择邻”、“陶母剪发”、“徐母骂曹”、“岳母刺字”等着名历史故事中的母亲们之所以能够为人敬颂流传至今，还不是因为她们的儿子们都是成了气候的大人物吗？
笔者粗略地计算了一下，马烽先生跟母亲王贞如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回，母子们真正朝夕相处总共不过16年13天再加两夜。具体情况是：马烽先生从生下到参加革命出走，这是1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头一次回乡探亲，在母亲身边只住了一夜；1950年春天，他接母亲在北京住了9天（笔者按：其实并不是他接母亲来的，而是三姐夫专门派人从老家接来的，原因是他煤气中毒已经昏迷住院。他出院后与母亲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为他们母子们的最后一张合影，保存至今尤觉十分珍贵）；1951年春节，他与新婚妻子段杏绵赶回居义村，和母亲相聚一天一夜；同年夏天母亲患病之后，他赶回去问病奉母住了两天。这两天，是他们母子在人世间相处的最后两天，从此竟成永诀，泉下地上，相逢只有在夜夜梦中。笔者之所以要计算这一道简单的加法题，是想再一次昭示那个叫人心碎的生命不等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笔者向来认为，一个人终生向恶向善的品德走向，关键取决于少年儿童时期的家庭教育（根据最新的科研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胎教在内），而母亲的言传身教尤为重要。对于马烽先生来说，沐浴“三春晖”虽然只有短短16年的时间，但母亲的道德钢印已经深深打在他的身心，一生从未磨平。上面这篇自传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篇自传写于1982年7月。其时马烽先生已经年过花甲，离开母亲已然30多年了。记忆中的许多事情都变得模糊，都可以忘却，但他却清清楚楚记得母亲发誓要守节抚孤时说：“我就是讨吃要饭，也要把我孩子拉扯大！”清清楚楚记得母亲拒绝向汾阳县长王育昌求助时说：“何必去惹人家讨厌！就算人家发善心，打发讨吃的一样打发你一点，今后该过穷日子还得过穷日子。”“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人没有点志气，活得还有什么意思！”清清楚楚记得母亲总是对打架败北的他说：“一只手拍不响！你不惹人家，人家平白无故就能打你？”“寻他大人能怎？不过是他大人把他打一顿。他结下冤记下仇，迟早还是你的祸害！”“让人一步自己宽”，“有仇要用恩来解”。清清楚楚记得母亲对于周围家庭中的婆媳不和、妯娌争吵等各种人事纠纷，总是主持公道地“加以开导，两面劝解，上下疏通，使之言归于好”。“从不偏三向四，支持这个反对那个”……母亲身上这些持正守节、忠贞不渝；自尊自爱、自强不息；隐忍宽容、与人为善；主持正义、正直公道的种种美好品德，都渗透在马烽先生的血液中，都在马烽先生一生的为人处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母爱是最伟大的人性美！它的真价值在于不求回报也难以回报。唐朝诗人孟郊在50岁时方才体认到这一人生真谛，故而写下千古绝唱《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对于春天阳光般温暖博大的母爱，小草似的儿女们又怎能报答于万一呢？对此，200多年后的大文豪苏东坡感同身受，读罢《游子吟》后，评论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认为孟郊写尽了天下儿女难报母恩的无穷愧疚和天大遗憾。当代学者门岿先生做了一件功德事，主编出版了一本《母恩难忘》，收录1000多篇敬颂母恩的文章，都出自现当代各类着名人物之手。其中毛泽东的《祭母文》尤为抢眼感人。或为绝唱，兹录于下：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至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陈言，与日俱长。
尚飨。
（附）泣母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般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毛泽东的这篇《祭母文》，并非老年后忽发亲情的忆旧之作，恰恰相反，却是他风华正茂、奔走革命、神鬼不信的火红岁月所为。他老人家能写出如此充满人情味和人性美的《祭母文》，只怕今人不敢相信：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真这么亲情绵绵、儿女情长吗？
笔者在此专提伟人毛泽东，是要扯回前文书中留下的一个话题。革命统帅毛泽东敢于并善于公开书写亲情，一生将人性美挥洒得淋漓尽致。但奇怪的是，他麾下无数革命文艺战士，特别是成长于解放区的“党员作家”，在这方面却都惊人的不越雷池，惜墨如金，创作生命力最旺盛的革命年代里，很少有谁以自己的伟大领袖为榜样，给自己的父母家人公开写过什么文章，更别说像《游子吟》、《祭母文》这样的传世名篇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难道不是一道饶有兴味的思考题吗？
笔者偏居山右一隅，仅能以马烽先生这一代老作家的作品为例。翻遍《马烽文集》、《西戎文集》、《孙谦文集》、《胡正文集》、《束为作品选》……的所有目录，看不到一篇以自己父母家人为题的作品，以他们为创作原型和创作依据的作品几乎也没有。这种事涉个人亲情的内容，只有在他们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才有所触及。
形成这一“共生现象”的原因也许很简单，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民族恨、阶级仇充满胸间，生死大搏杀惊心动魄，诉诸笔端的只能是为革命战争鼓与呼，岂有他哉？胜利了，解放了，但不甘心失败的国内外反动派人还在心不死，新的革命斗争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党员作家”岂能放下手中革命笔，去写其他的闲情逸致？……总之，革命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党员作家”们的创作取向。这样，几十年一贯制的革命文艺理论培育和严格规范的革命写作训练，已然造就了一种创作个性和价值观念，以写作革命领袖、革命事件、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一切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为荣，除此而外其他任何题材的创作，都担心有可能偏离革命文艺的大方向，有悖于一个“党员作家”的天职。
无疑，这一代毫无私心的革命文艺战士，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创作成果，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厚重一笔，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但是，他们难道就没有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一点点什么遗憾吗？
在马烽先生的作品目录中，有一个题目是标明写给妈妈的，但这个妈妈不是他的生母王贞如，也不是亲似生母的九婶，而是《悼念蒋妈妈》。蒋妈妈名叫崔银凤，汾阳县唐兴庄一位普通农家妇女。但她是一位革命妈妈、英雄妈妈，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献出了3个儿子的生命，自己也被日本鬼子抓进仁岩据点，打得“血把衣服都沾在肉上了”，虽然没有像九婶那样被最后杀害，却也是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马烽先生和西戎先生正是根据蒋妈妈一家的动人事迹，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拍成电影后曾经轰动一时。蒋妈妈一直活到95岁才去世。专门写一篇悼念文章奉献给这样一位革命老妈妈，自然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
但是，笔者假设，仅仅是假设，马烽先生要是也写过《悼念母亲》或《悼念九婶》的文章，那一定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因为，母亲给共产党献出了一位着名作家，九婶则献出了革命女干部三姐，并且搭上了自己一条宝贵生命。退一万步讲，即使母亲和九婶没有为革命作出过具体贡献，就是那么两位经历曲折命运悲苦的普通妇女，有人为她们写几笔文字也同样是有价值的。母爱是永恒的写作主题。世界上每一位母亲都是一本有写头的大书。
马烽先生是个着名的孝子。他13岁为母分忧独锄7亩高粱地便凸显出一个孝子的天性。受苦受难的母亲中年遽逝，对正欲报恩的青年马烽肯定打击极大。对此，他不会不在当时的日记里挥泪述怀。可惜他一生的全部日记材料都在“文革”中毁于一旦。如果当时他把对母亲的沉痛悼念和宝贵回忆，不仅记在秘而不宣的个人日记里，而是诉诸公开文字，以他那时如旭日初射般的青春才华，也许会是一篇流传性极强的祭母文，至少比30年后这段《重新开始生活》要丰富得多，有价值得多。
这个遗憾，难道与马烽先生他们那一代“党员作家”所信奉并固守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没有一点关系吗？
多亏历史上留下了毛泽东先生的《祭母文》。那么，让我们不妨将它视为一代“党员作家”对伟大母亲的共同哀悼，对人间母爱的共同赞美，对母恩难报的共同愧疚吧！
呜呼吾母，
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
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
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
皆伴亲时！
尚飨！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