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按古代官场的品秩套下来，现如今的村支书或村长是正九品。从前形容七品县令是芝麻官，那这九品官之小可就没法形容了。
我的朋友乔晓虎，就是这么一个没法形容其小的九品官——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柏沟村党支部书记。
可官不在大小，有政绩则好。有的官大则大矣，却庸而贪，且来路不明面目可憎，有什么用！乔晓虎官虽微末，但是净干好事、大事。这几年带领全村父老乡亲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种种事迹先不说，仅最近主持修成一部全省第一的当代村史来，这事就不同凡响。眼下有些先富起来的官，或者忙着先给自己起楼买车、出国兜风；或者酒店买醉、歌厅买笑一掷千金；或者请客送礼攀高结贵一心跑官；或者以子女亲友的名义大开自家的公司工厂，化国家资本为官僚资本……有几个人想到多干些正事，譬如撰修并无私利可图唯能造福后世的各类史志。
中国的史学大厦是靠正史、方志、家谱和各类着名古籍共同支撑起来的。就方志而言，历来多见省志、府志、州志、县志，而少有村志。如果说还有一点村史资料的话，那就是盛衰延续了几千年的家谱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家谱作为“封建主义货色”打倒在地，所能见到的村史资料就更有限了。这不能不算是史学研究上的一个缺憾。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一个个的自然村从来都是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小单元，以村为治就成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基本状态。可以想见，不管城市化的速度变得多快，但要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这种历史格局，还得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是说，一个个星罗棋布的村庄，它的地理沿革、人口变迁、政权结构、经济状态、家庭组合、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等等一切，仍然是值得政治家、史学家和文艺家所特别关注、研究的地方。而编撰村志，则是这种关注和研究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就目前的现状看，这种基础工作我们作得太差了，别说未成风气，连开风气之先的势头都没有。
于是，乔晓虎成了可贵的拓荒者之一。他所主持编修的这部村志，尽管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注定将成为未来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一种无法替代的原始档案资料，容或几千年后被那时的人们称为“柏沟文化”的也说不定。
我是10年前认识乔晓虎的，那时他还不是一把手，还是一个做着文学梦的农村青年。当权的是他的父亲乔更义。那时老乔已经将柏沟村整治得相当不错，已经成为在上面挂了号的模范村，而老乔本人不久后也“官升”全国劳模，在北京和邓小平合影留念时，居然只相隔十来米。他路经太原专门向我讲述这一“特大喜讯”时，我看见老汉浑身都激动得发抖。不久后他就因病去世。我一直嘀咕他的早逝说不定与这场空前大激动有点关系。临死，他把柏沟村的印把子连同更加宏伟的改革兰图，都交给了可靠的儿子乔晓虎，只是未能交代、也根本想不到交代说，要搞出一部在全省数第一的当代村志来。老乔没上过什么学，不能难为他。他的儿子办成这件事，从某种意义说也是他的功劳。小乔是高中生，又读过大量的书籍，搞出一部村志来合乎逻辑；一代更比一代强嘛。
由于这部《柏沟志》带有拓荒之作的性质，所以它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以我的看法，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家谱内容，实在应该为几户典型人家续续家谱，或者建立起家谱，作为“麻雀”予以解剖，用他们在改革年代的具体变化，与其祖上的辉煌或者苍白相比较，与一般的统计学结果结合起来，有面有点，有推论有实例，使其更富有史料价值。从前的府志县志中尚有“名门望族”之类的栏目内容，我们今天的村志里怎么能不收有家谱资料呢？
我想，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几十年来由于种种人所共知的原因，大家对“家谱”、“谱牒学”这一类字眼儿，或者倍觉陌生，或者谈虎色变讳莫如深，总以为它们都是“封建主义货色”。其实早在封建社会之前，就已经有了口述家谱、结绳家谱、甲骨文家谱、金文家谱、石刻家谱和纸张家谱。不能因为封建社会的家谱有了封建主义的内容，就一股脑把家谱这一优良传统文化，以及以家谱为研对象的、持续了2000多年的、博大精深的谱牒学也都统统废弃。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重建自己的家谱规范和谱牒学嘛。
然而不管怎么说，《柏沟志》到底是当代全省第一村志，它到底出在九品官乔晓虎之手，这就足堪赞佩！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