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郑林被关在一个单独小院里，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还有乔明甫和赵顺如。后来，政治犯迅速增加，哪个地方有空牢房就关在哪里，因此新来的政治犯就分散住在普通犯的大院子里了。政治犯们换上灰色的囚衣，有两人住一间的，四五人住一间的，更大的房子能住二三十人。什么书都不能看，牢房门经常锁着，每天只是上、下午能出来解一次大便，每人都戴着脚镣。后来逐渐改为每天上午八九点开门，晚上五六点锁门，白天在院内晒太阳，吃饭排队到厨房。到了1936年夏天，敌人把25名政治犯集中关在“秀”字监号，分住在4个大房间里。敌人对政治犯看守很严，规定不准出房门，还不准看书报，不准外边接见，不准和普通犯接触来往。反动当局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革命者与外界完全隔绝，再也不会造他们的反。但是，他们不懂得，监狱可以关住共产党员的肉体，却关不住他们要革命要斗争的灵魂，新的环境培育着新的斗争。郑林充分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环境下应该怎么办，于是他积极在难友中活动起来了。
绝食斗争
在陆军监狱里，政治犯每天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吃的是发臭的小米，基本没有菜吃，有时加点菜也是几片发酸的萝卜叶子。政治犯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有一次，在饭锅里竟捞出两只闷烂的老鼠，简直令人作呕。所有的政治犯、普通犯都气得眼中冒火，血往上涌，一致向监狱当局提出改善伙食，要求吃一碗干净饭，不能把人当猪喂。但是，却遭到监狱当局的无理拒绝，说什么：“你们是犯人，犯人就是要吃陈仓米，陈仓米就是这样，谁不爱吃就不要吃！谁叫你们犯罪呀！”大家的情绪更加激动，纷纷提出要进行绝食斗争。政治犯们觉得这是拉开狱中斗争序幕的大好机会，于是首先行动起来。
在组织这场绝食斗争中，郑林非常坚决。对进行绝食斗争，开始在政治犯中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同意进行绝食斗争，说形势很快要有变化，用不着采取这样形式的斗争，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第二种意见是，绝食斗争要搞，但要等外边送点鸡蛋、牛肉干之类的东西，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后再说；第三种意见是主张坚决地进行斗争，抓紧时机就发动绝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郑林是代表后一种意见的。他不仅坚决主张进行绝食斗争，而且还积极在政治犯中进行工作，组织动员进行绝食斗争。他激动地对难友们说：敌人对我们生活上的苛待，这是对我们的慢性杀害，我们求生不得，只有求死，因此我们必须进行绝食斗争。最后还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优势，1936年8月10日早晨，一场绝食斗争就这样爆发了。
在陆军监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绝食斗争，所以吓坏了监狱当局。政治犯向监狱当局提出三项要求：一、改善伙食；二、去掉脚镣；三、阅读书报。斗争的锋芒使敌人十分恐慌，坐立不安，他们绞尽脑汁，设法对付政治犯，破坏绝食斗争。在绝食斗争开始后，监狱企图用压的办法破坏绝食斗争，便把他们认为是危险分子的郑林等几个人找去威胁说，如果不吃饭就是违法，就是造反，他们有权枪毙。郑林坚决而镇定地表明说：“绝食斗争是你们逼出来的，不解决问题不复食！”绝食斗争继续坚持着，没有一个人去吃饭。奸诈的典狱长想：人怎么能几天不吃饭呢？他们肯定背后在吃东西。于是，他便带着一群看守，搞了一次突然搜查，但除了搜出一些破衣烂衫以外，监房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到了第三天，监狱当局又利用一个饿昏过去的政治犯和一个年轻的政治犯，采用分化瓦解的办法，以便打开缺口，破坏绝食斗争，但还是没有得逞。绝食到第五天，政治犯一个个躺在床上，脸色灰暗，两眼凹陷，但还是顽强地坚持着。这时，监狱当局完全乱了阵脚，再也顶不住这场绝食斗争了。于是，由典狱长出面，完全答应了三项要求。绝食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都来看》
绝食斗争胜利后，不仅加强了政治犯的团结，而且震动和影响了广大的普通犯，使整个狱中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起来。在这种斗争形势下，很需要有一个宣传阵地，但是公开办墙报又根本不可能。怎么办呢？最后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终于用拉丁化新文字办起了一个墙报，叫《都来看》。这种新文字，敌人看不懂，就没有办法禁止。所以政治犯们就在《都来看》上以新闻、评论、诗歌等形式宣传抗日，揭露狱中虐待犯人的罪行，提出对“西安事变”的认识，以及研究农民问题、青年问题等。在办《都来看》过程中，郑林实际上起了主编的作用，他不仅古文基础好，而且新文学学得更好，所以在办《都来看》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壁报在监狱中影响很大，不少军犯也常进去看看，出去向其他人宣传。郑林利用白天在外边晒太阳的机会，主动做军犯的工作，除了启发他们的觉悟之外，还教他们学习拉丁化新文字，这些人都是阎匪军队中的士兵，当官的很少，大部分是文盲，在郑林等同志的耐心帮助下，不少人不仅能看懂墙报，有些人还能用拉丁化新文字写诗作文哩。
有一次，那个姓姚的看守长来了，也站在那里摇头晃脑的看墙报。这个“老妖精”，非常顽固、诡诈，他面孔浮肿，像被吹胀的猪尿泡，一说三瞪眼，难友们个个讨厌他。郑林知道他是“狗看告示”，就故意问他上边写的是什么。他支支吾吾，面红耳赤。这时有些人也围过来打趣他，他只好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这是英文，咱不认识。”同时回头训那些普通犯道：“这是外国文，你们能看懂？都快走！”看看大家都不走，他只好在一片哄笑声中溜了。从此他便很少来查监。
学习小组长
在敌人的监狱里，环境虽然是残酷的，但是大家都非常乐观。为了准备参加抗日，为了迎接未来的革命斗争，学习是大家的共同要求。住在监狱中，学习有它困难的一面，监狱当局只许政治犯看《四书》、《五经》和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之类的书籍，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的书都不许看。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监狱里的学习条件又是很好的，在这里有拿过枪杆的战士，有学生，还有读过马列主义的人，可以说是一座最理想的学校。
郑林是个大学生，是学习中的活跃分子。当时成立了学习小组，二十几个“政治犯”分住4个监房，每个监房五六个人，就成为一个小组。郑林是学习小组的负责人。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而且还认真帮助别人。在政治犯中有个叫谢黎的青年，才16岁，还不是党员，刚入狱时，郑林主动接近他，告诉他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情，从生活上关心他，然后慢慢给他讲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从中讲一些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郑林不仅对谢黎这样，而且对其他政治犯以至于普通犯的学习都热情加以帮助。
为了给学习创造较好的条件，郑林等非常注意争取普通看守的工作，主动和看守接近，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同情他们的遭遇，启发他们的觉悟，诱导他们对政治犯产生同情，使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转变态度，由监视政治犯的行动，变成了监视看守长的行动，并通过他们从外边偷偷地替政治犯买些纸笔书报之类，甚至有些党内文件也通过看守递了进来。在政治犯阅读的书刊中，有一本书封皮上写的是《太极拳术》，但实际上却是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游击战术的着作。
在王若飞从绥远监狱转押到山西陆军监狱以后，学习空气更浓了。郑林是和王若飞接近比较多的人之一，他和难友们请王若飞给大家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等。一次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诞辰，所有的政治犯都集中在房内，院门口、房门口都有政治犯放哨，由王若飞讲了纪念列宁诞辰的重大意义，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散会后回到各自的房间里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监狱当局对政治犯的思想控制也抓得很凶，经常从外头派些人来进行反面宣传，妄图给政治犯们“洗脑筋”。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佛教徒，站在那里唾沫四溅地大讲其佛教教义，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修今世修来世”等等。郑林一听就火冒三丈，其他政治犯也纷纷表示反对和抵制，弄得那老头子十分无趣，只好赶紧收场溜之乎也，以后再也不来了。后来，又来了一个人，要给政治犯讲话。政治犯得知后，知道他是个大叛徒，当然更不听那一套。于是就先发制人，大家一起向他提问题，不让他有任何讲话的机会，结果就这样把一个大叛徒给顶回去了。
思考与行动
经过第一次绝食斗争，虽然在下脚镣问题上监狱当局一直耍无赖，一拖再拖，但是读书的权利却争到了，可以合法地从外边买书订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