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宋代文学虽然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的，但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唐代。《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唐人别集有278家，而宋人别集则有近600家；唐诗之存世者有2200多家，诗48900余首，加上各种补遗，最多不过5万余首，而宋诗之存世者，据清代厉鹗的《宋诗纪事》计有3800多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又增加3000余家，共计6800多家，存诗总数估计在15万到20万首，为唐诗总数的3～4倍。《全唐文》收录了唐五代作家3000余人的18000多篇文章，而《全宋文》收入全宋1万余名作家的10万余篇文章，是唐文的5倍多。《全唐诗》附录的《唐五代词》中收录了68家词人的370多首词，而《全宋词》收录的作家有1330多人，作品近2万首，是唐五代词的50倍。除了以数量取胜之外，宋代文学的体裁更是种类繁多。诗歌方面，作家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趋于通俗化，最终形成了与“唐音”迥异其趣的“宋调”；词在宋代全面繁荣，并达到了巅峰状态；通俗文学在宋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以话本、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诗文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学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宋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
一、宋代的社会状况与文学发展
宋代（960～1279）共319年，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其社会特点主要是：内部政权相对稳定，对外关系十分软弱，文官制度非常成熟，城市经济相当发达，文化思想异常繁荣。这些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因素对宋代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
960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恭帝年幼，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20年，北宋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以此削弱武将的军事权力，避免其拥兵自重而威胁北宋朝廷的自身安全。因此，不仅宰相这样的重要位置必须由文人担当，而且还以文人代替武将出任地方官，文人地位由此得到空前提高。在此政策下，宋代科举考试和教育空前发达，学校普及民间，崇学风尚盛极一时，这使得读书人这一阶层迅速壮大，诸多文人士子皓首苦读、穷经释卷，从而孕育了以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优秀思想家、文学家，由此促成了宋代文化与文学的繁荣。
宋代是继汉唐之后又一个由中央集权长期统治的封建帝国。宋初百余年间，国内比较安定，生产持续发展，经济高度繁荣，这为内忧外患严重的宋王朝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10万以上的大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书对汴京、临安城中商贾辐辏、百业兴盛，以及朝歌暮舞的繁华景象有生动的记录。宋代经济的发达为宋词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消费环境。词在晚唐五代时期已经趋于成熟，伴随着宋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其在艺术上臻于完善，并在词史上达到无与伦比的巅峰状态，由此成为宋代的“一代之文学”。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词在宋代以后并未完全衰退，而是延续到元明时期，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北宋经济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逐渐显露出来的政治危机，这也使得宋代社会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那就是经济文化高度繁荣，而军事上却十分孱弱。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统治者“守内虚外”的政策有直接关系。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二）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样一方面有力地消弭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最终致使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尽管宋代是以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面貌出现的，但是北方的辽、夏以及后来的金、元始终没有被纳入宋朝的疆域之内。不仅如此，辽、夏、金、元始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威胁着宋朝的生存。由于军事实力不足，北宋朝廷在外交上也表现得特别软弱，以致战事来临时，多是欲战不敢，每战必败。可以说，整个宋代始终是在辽、金、西夏与蒙古的夹缝中生存。
由于特殊的国情以及社会角色的变化，宋代文人往往身兼政治家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他们的忧患意识与参政意识比以往更为强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正是宋人忧患意识的集中产物，也代表着宋代文人总体的人格特征。与此同时，为了改变民族战争所导致的“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文人士大夫之间也出现了革新与保守，主战与主和的不同政见，由此导致了频繁而严酷的党争，成为影响文人人格精神与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宋代的政治特点和宋人的政治态度，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宋代文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理性化的品格。宋代文学能及时而广泛地反映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深刻地表现爱国斗争和爱国思想，形成了文学史上爱国文学的高潮，在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的战争中，产生了大量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以及个人宦海坎坷、投身政治的深沉感慨的作品。
理学，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宋代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融合了佛家、道家的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哲学观，它维护封建伦理制度，强调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讲“天道”，论“本心”，希望人通过自身克制欲望，以期成贤做圣，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理学的出现，深刻影响着宋代文人的人格特点与审美心理，他们一改唐人的张扬自信，而趋于内敛平和，表现出一种自我抑制的倾向，这样的主体人格特征给诗、文、词的发展均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创作主题上充满了浓烈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二是讲究理趣，好发议论；三是讲究格律技巧以及法度和用典；四是浪漫主义精神减少了，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张扬，恢弘雄健的气概削弱了，而深入细致的钻研精神则大大增强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以“思理”作为宋诗的特点，这正是受理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二、各体文学发展概况
宋代文学的分体特点：一是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风格特别讲究抒情性与音乐性，并形成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二是宋诗风格与唐诗不同，整体上含蓄、深沉，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成为基本特征；三是宋文在思想内容上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总体风格是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四是俗文学，如说话、杂剧、南戏也较有成就。
词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它从隋唐发韧，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全宋词》共收录的词人有1330多家，作品将近2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在题材、手法、风格的演变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不断赋予词体更为深广的内容和卓越的品格。在爱情词以外，更有咏物词、咏史怀古词、田园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悼亡词等，词体的审美品格得到空前提升。在艺术风格上，各家门派争妍斗奇，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绮丽相竞。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就全部词史而言，宋词的创作无疑已臻顶巅，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流派纷呈，风格各异。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晏殊、欧阳修、范仲淹、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他们以不同的艺术成就推动了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后世词人几乎无法超越宋代词人的创作水平。
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宋诗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首先，受历史环境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宋代诗人缺乏唐代诗人感受生活的激情，而是更多以诗歌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以及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等诸多方面，因而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其次，宋人在唐诗之后能够另辟蹊径，由最初的学习和模仿到题材的渐次开拓，如向日常生活倾斜、理趣的拓展等，并从艺术构思、手法技巧、篇章结构、遣词造句等方面进行艺术创新。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全新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再次，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则以平淡为美学追求，这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用“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来概括宋诗的总体特点；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以“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而宋诗则筋骨思理见胜”来说明唐宋诗审美风貌的总体差异；著名学者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一文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华茂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读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读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涵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张扬；宋诗的艺术风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散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后在宋代最后定型。宋代散文名家辈出，他们各树一帜，竞辟新境，共同构筑了宋文发展的繁荣景观。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代就占据六家，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与唐代散文相比，宋代散文的特色在于：内容上与现实紧密结合，多论政与论道之文，其中又带有强烈的忧患色彩与爱国情感；风格上趋于平易自然，条达疏畅；艺术表现上喜好议论，一些政论、史论还往往借题发挥。宋代散文从总体上看以古文为主，宋代古文实现了实用文章的全面艺术化，达到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高度统一。
宋代的通俗文学也极为繁荣。宋代的话本与戏剧虽然流传后世的作品并不多，但它们的出现与成型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的话本小说是在当时说话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内容的世俗化、语言的口语化、体制的程式化是其基本特点。它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开端，标志着“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王国维曾指出“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宋元戏曲史》）。宋代戏剧的表演形式已相当成熟，表演要素日臻完善，其典型范式是宋杂剧，包括北宋杂剧和南渡以后在南方民间流行的“南戏”。总之，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因为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我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了支配文坛的地位，而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
1.诗话。较之前代，宋代诗歌更为讲究创作技法，因此文人也更加热衷于对诗歌艺术的探讨，并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学批评样式——诗话。诗话是以诗歌为阅读对象的品评式随笔。中国产生诗话的历史很早，诗话作为正式名称的出现，始于北宋中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中著录的宋代诗话有36种。继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后，相继出现了司马光的《续诗话》、刘攽的《中山诗话》、王直方的《王直方诗话》、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的《冷斋夜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蔡絛的《西清诗话》、范温的《潜溪诗眼》等，尽管条目多寡不一、篇幅大小各异，但大体都不出这一格式。南宋的诗话主要以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代表。
2.词话。宋代是词体发展的巅峰时期，词学理论与批评随之出现。唐圭璋先生于1935年编校的《词话丛编》中收录宋代词话7种，包括王灼的《碧鸡漫志》、张炎的《词源》、沈义父的《乐府指迷》、李清照的《词论》、胡仔的《苕溪渔隐词话》、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