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分三路从贵州进入云南。因为云南境内敌人兵力空虚，红军进军神速，沿途翻山涉水，攻城拔寨，前锋红1军团直逼昆明近郊。主要目的是迷惑敌人，以便红军渡金沙江北上。
4月27日，军委纵队通讯连行军时，遇到一辆从昆明疾驶而来的国民党军用汽车。红军战士上前将汽车截住。一个腰挂左轮手枪的军官从汽车里钻出来。他一下车，使被一支枪对准胸口，顿时吓得脸色发白，两腿发软，举起了双手。红军战士缴了他的左轮手枪。原来此人是薛岳派到昆明去见云南国民党省主席兼“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的一个随从副官。他刚见到龙云，薛岳又打电报来要一份云南的军用地图，由这位副官随车带回。结果，这辆载有十份军用地图、十箱云南白药以及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等满满一汽车的物品，成了龙云送给红军入滇的“礼物”
了。这件事在红军中顿时传为笑谈。战士们风趣地说：“三国时，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而今我们的红军入滇，则是龙云献地图。”还写了一首快板诗：
曲靖公路上，巧获两件宝，地图辨方向，白药治伤号。
渡江走捷径，龙云有‘功劳’。
毛泽东特别高兴地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开会，分析研究了敌情，在这份地图上标明了去金沙江的行军路线和抢占的渡口，并部署了兵力。
中央红军直逼昆明，龙云恐慌万状，急调孙渡从贵州回师，又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不料红军主力到达昆明附近后，并不攻城，虚晃一枪，忽然向西北方向前进，直奔金沙江边，准备渡江北上。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青海省玉树县蜿蜒流到四川省宜宾市的岷江口，全长达2300多公里，而穿行在川、滇两省边境深山峡谷之间的江流，奔腾叫啸，声传数里，形势分外险要。红军在这两岸都是高山峭壁的狭谷地带，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就有在深谷中被敌人歼灭的危险。
当红军进入云南，兵临昆明，即将抢渡金沙江之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判断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他除了命令薛岳部跟踪北追外，又密电龙云：“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可否严令该段之各军民长官与地方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较为妥善，……敌渡江点附近之乡民，不惟要坚壁清野，而且竹木板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勿供为匪利用也。”并大嚷什么“同仇敌忾，灭此朝食”，妄图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按中革军委的要求，中央红军1、3军团及干部团连夜分头去抢占龙街渡、洪门渡及皎平渡(即绞车渡)渡口。经过对地形的侦察后决定：因龙街渡一带江面较宽，敌机可以低飞扫除，既无渡船，水流太急，不宜架桥渡江。红军可在这里佯作架桥，作出渡江姿态，吸引敌人注意力，而渡江点则放在不是主要渡口、敌防守兵力较弱的皎平渡口。
夺取皎平渡口的先头部队是军委干部团。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找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布置了抢占皎平渡的战斗任务，并叮咛说：沿途不要同敌人纠缠，不要恋战，要快速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江边。并特派多谋善断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干部团执行这一主要任务。
刘伯承亲率干部团先遣支队第2营首先出发，他们化装成国民党军队的样子，沿着一条通往金沙江的崎岖小路，冒着似火的骄阳，踩着突兀的山石，以每小时10多里的行军速度，向皎平渡口急进。
当先遣支队赶到离皎平渡只有三四十里的杉乐树时，碰见了国民党禄劝县区公所的一个胖秘书，他气喘吁吁地问红军：
“你们是哪个部队？”战士们机智地回答：“我们是‘中央军’，奉命来调查河防的。”
胖秘书信以为真，高兴地说：“我也刚接到通知，要到金沙江边去‘封渡烧船’。”
他从荷包里取出龙云的命令给红军看。刘伯承问他：“通知发到江边没有？”他说：
“还没有发到江边，但今天必须发到，把船烧掉，防止共军过江。”刘伯承问明情况后，用洪亮的声音告诉他：“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那胖秘书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先遣支队押着他同行找船。
5月3日黄昏，前卫连——第2营第5连赶到了皎平渡口。只见一长排黑压压的大山挡在面前。夜色中朦胧的金沙江，像一匹摊着的灰布；对岸江边的镇子里，闪烁着点点灯光。前卫连长萧应棠命令部队隐蔽，派一个侦察排到江边了解情况。侦察员在江边俘获了敌人过江侦探的一只小船。萧应棠从船工口里了解到渡口的情况：对岸镇子里驻有一个征管过江货物税收的厘金局和一个三四十人的保安队。今晨又调来一连正规军，驻在镇子的右边。
镇子中央的临江石级码头上，有两个保安队员放哨。不过，敌人认为这里不是主要渡口，红军还远在200里以外，不会很快到来，因而防守并不严密。萧应棠立即将这些情况向刘伯承等作了汇报。刘伯承听了后，以手加额，连连说“天赐良机，天赐良机！”指示前卫连准备“迅速渡江”，夺取渡口和渡船。在当地贫苦群众帮助下，红军又在江边水里捞起一只漏船补好。这样，红军就弄到了两只渡船。
红5连立即连夜渡江。连长萧应棠带领第1、第2排的战士，分别登上两只木船；第3排在南岸警戒，准备火力支援。
小船向对岸灯火闪烁的镇子驶去。敌哨兵以为是过江的探子乘船返回，所以毫不介意。船靠岸了，两个红军战士迅速提枪上岸。敌哨兵还不经意地问：“你们怎么搞的？现在才回来呀！”红军战士抢前几步，低声喝道：“不准动！”两个敌哨兵立即当了红军的俘虏。
连长萧应棠简单审问了俘虏，所供情况与船工说的基本相同。萧连长立即决定兵分两路：1排往右打国民党的一连正规军；2排往左打保安队。小船返回南岸，继续运送部队过江。
1排由俘虏兵引路赶到敌人连部门口，顺利地捉住敌人哨兵，冲进院子，踢开房门。只见屋内烟雾迷漫，一伙敌军躺在地铺上，正对着小灯吸大烟哩。1排的战士举枪喝令：“缴枪不杀！”
愚蠢的敌人摸不清头脑，惶惑地说：
“我们今天才到的，莫误会了吧？”
1排的战士说：“放心吧！误会不了，我们是红军，正是找你们来的！”敌兵全吓呆了。
这些“双枪兵”乖乖地当了俘虏。只有在另一间屋里的敌连长等几人，知道情况不妙，打了几枪，便逃跑了。
再说2排摸到了住着保安队的厘金局门口，包围了厘金局。在船工张朝寿帮助下，装作过江卖猪上税的，诈开了厘金局大门，俘虏了几十个保安队员。
于是，红军通讯员在江北岸烧起一堆大火，发出了前卫连已全部解决渡口敌人的信号。
刘伯承十分高兴，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和陈赓、宋任穷指挥先遣部队继续前进，布置干部团控制渡口南北两侧，保证渡口20里内的安全，为后边的大部队过江担任警戒。而此时敌人追兵离红军还有十几天的路程，这就保证了红军的渡江时间。
红军在当地群众的积极协助下，又先后找到了7只木船，动员了张朝寿等汉、彝、傣族36名船工，摇桨驾船，不断地运送红军大部队过江。
皎平渡口，因为船少水急，红军过江，昼夜不停，所有的船工分成两班，轮流摆渡，歇人不歇船。白天，江边部队络绎不绝，军号频吹，人喊马嘶；夜晚，两岸燃起照明的火光，映红了江水。为了更好地渡江，刘伯承召集有关人员组织了渡江指挥部，指挥整个部队渡江。渡江指挥部印发了《渡河守则》，规定：每船设有渡船负责人，凡在船上的人，都得听他指挥；部队到达江边后，必须候令上船，不得抢渡；船一靠岸，战士们挨次上船，每船都编好座号，大船坐60人，小船坐40人，每个人按指定坐位，对号入座。9只渡船在江面上穿梭来往，快而不乱。所有骡马，也都由饲养员牵着随船浮水渡江。
因此，保证了渡江安全，不失一人一马(骡)。整个渡江行动，秩序井然。
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红军大队一起过了江。他们对刘伯承指挥红军先遣部队巧取渡口和渡江部队的井井有条的组织工作，十分赞赏。
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周恩来高兴地说：“主席的估计是对的，我们不是已经过来了嘛！”
朱德、刘伯承等人听后，都不禁笑了起来。
9只小船日夜不停地摆渡着。经过整整9天9夜，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数天之后，当敌军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远走高飞，不见踪影了。金沙江水激浪滔滔，浩荡东去，敌人只有望江兴叹，徒唤奈何！
渡过金沙江后，为了庆祝胜利，红5军团干部黄镇等人编了一个名叫《一只破草鞋》的活报剧，热情地反映红军在党和毛泽东等人的英明领导下，如何从艰难危急中一步步走向胜利；又辛辣地讽刺敌人追了红军几千里，一无所获，只在金沙江边拾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却准备拿回去向蒋介石报功领赏，并且在江边相互争夺起来。红军战士们看了这个剧，无不捧腹大笑，连连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