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数据不公开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不愿意以国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来讲话。我讲过，身份只是对应政府的，我不希望个人的意见因这个身份而产生别的影响。但我要说的是，即使我以政府的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也拿不到我想要的数据，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性质和其严重程度了，因为政务公开是党政领导和文件一再强调的。作为我这样位置的人很多数据拿不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是影响我们工作的问题。
第二，我刚才谈了艾滋病不是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等四方面的问题，比如国家安全有一个顺序，艾滋病对比我前面说的那些问题，绝不是排在前面的，比如对比台海危机，肯定它的顺序在后。而且，艾滋病在目前可预料的期限内，都不可能构成公共卫生危机的四点标准，艾滋病绝不会出现sARs那样的危机，因为sARs期间，政府不能正常工作了，艾滋病还没有达到那一步。这是我的看法，我到今天仍然坚持这样一个看法。
另外，你说到劳动力问题。我们做了十几年的流动人口研究，与艾滋病无关，是专门研究农村人外出谋生的问题，研究城乡发展问题。这里我谈的是由于艾滋病而损失劳动力的问题，艾滋病丧失劳动力就说是一千万（现在只是84万），我们加一倍，两千万。中国即便损失两千万劳动力，也不会引起劳动力短缺，因为我们按官方最乐观的说法是1．5亿多余劳动力，这是一个简单数学问题。
你说医保中11种药加进去了，在艾滋病问题上政府承诺出钱，我认为政府做了好事。但是仅仅这一点难道就会造成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下降的可能吗？我认为在可预料的时期内一点可能都没有，更不要说造成国民生产总值的负增长了。中国有‘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中国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多的来自宏观调控，政府一年只嘤上几个大项目，整个数字马上上去，绝不会因为在艾滋病上花了一点钱而掉下来，这是中国国情非常特殊的情况。这里再说一点，我为什么主张一定要请进来方方面面一流的人，来参与艾滋病研究？就是因为：我们艾滋病现在做经济分析的人有没有？有，但是我们把中国经济学界一流的那些研究者请进来之后，他们会有不同看法。我不是说他的看法一定对，我是说我们应该把搞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人文学科中的伦理学、文化研究、历史学的这些人请进来，把搞管理的、搞数据的、专门研究抽样的，把一流的人请进来强强合作，才能把问题讲清楚。否则只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得了，你拿出去却不是那样。比如当年要做这个问题经济分析的时候，把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丁宁宁部长请来，丁部长说如果研究的结论是，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好处，你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一个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是对人民负责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对我们国家整个发展也不能只考虑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而应该更多地考虑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中国政府今天已经接受了人类发展这样一个概念，人类发展有它一系列的指标，在于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艾滋病严重地影响着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说艾滋病具体影响经济增长的数字的话，我坚持我的两个看法，我说的这个话非常残酷，一个就是艾滋病使再多的人丧失劳动力，也不足以消灭中国的多余劳动力人口，也就是官方公布的1．5亿，更不要说每年我们新增劳动力差不多是两千万，这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极简单的数字。第二，鼓励对艾滋病的投入，整个医疗、卫生、保健，国家都应该有更多的投入，投入从哪儿来？靠现在的医疗保险基金、靠在农村恢复合作医疗的办法是不行的。新的合作医疗只不过每个人30块钱，政府、个人和农村集体各出10块钱，如果30块钱都是政府出，13亿人都是政府出，就是不到400个亿，政府现在的卫生投入完全超过这个，只不过只用在百分之七点多的人身上。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最低的覆盖全体国民的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制度。现有的制度，一部分钱来自个人，结果是越穷的人越没法交钱，因为是自愿参加，你拿10块，国家、集体给你拿20块；你没有，国家、集体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得慢一点，我们为什么不拿一些资源的收入用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些年，改革开放很大的经济增长靠资源转化为资本，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资源的收入，比如土地、矿、水的收入，用在人民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上？该国家出更多的钱，国家就应该出。这是对人民负责任的问题。至于你们说的艾滋病造成经济影响的那种情况：第一，使中国劳动力短缺，第二，使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成本增加了，我认为这两种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来解释艾滋病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拿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来。
“重视”之后可能善治也可能恶治提问：
我想提的问题，刚才你已经部分回答了。刚才你讲到艾滋病似乎再怎么发展，也不会真正绝对地影响到中国的总体发展，那么，既然如此，农民在什么情况下才算病了呢？是不能下地了吗？农村的医疗情况就是这种状况。既然艾滋病不能影响中国发展，中国花这么大的精力，是不是政绩工程？既然艾滋病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它是不是应该和中国的农村医疗放在同等重视的位置？
李楯：
首先，我没有说艾滋病一定不能成为更严重的、甚至首位影响中国的问题，我只是说在可预料的期间内，就是从我们掌握的现有情况分析，它绝无可能达到影响国家安全的地步。在经济方面，像国外那样使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百分之几十，我觉得在可预料的时期内，在中国绝无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劳动力短缺到需要从国外引入人来干活了，我觉得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在可预料的期间内，不是绝对的。
第二个问题，艾滋病是不是不重要？不是不重要。为什么？艾滋病问题充分显现了我们在卫生、医疗保健方面和社会其他方面一系列问题，通过艾滋病把这些问题都表现出来了，没有艾滋病，没有sARs，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卫生总开支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了，不是投入少，是国家投入少。国家为什么投入少了？我们对市场有个迷信，觉得经济发展起来，市场自然会调节，就能搞好，由此造成在那个时候政府的失职。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个问题？SARS期间认识到这个问题。幸好SARS没有传到农村，而艾滋病传到农村去了。艾滋病和SARS相比，它不是突发事件，它发展了这么久，说实在的，我们是浪费了一些时间的。如果我们政府早像现在这样重视，中国的艾滋病甚至世界的艾滋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状况。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情况影响世界的比例。
今天，为什么我要强调“清醒认识艾滋病”？如果我们不清醒认识，就会把国家的投人都浪费掉了，把国际上支援我们的钱都浪费掉了，还会贻误时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艾滋病传人后，正是因为它在农村中，在边缘人群中，所以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另外，重视了是不是就好？重视了，就会去应对，但应对可能是“善”的，是合于法制的，是保护人权的，也可能是“恶”的，有些地方乡镇一级政府“重视”了之后就是恶治。
另外，怎么才叫重视？在中央已经重视了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中央怎么重视？把“国务院”改成“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吗？我认为中央做成这样已经够了，当然中央还有一点做得不够，钱给的不够，尤其是中央财政出的钱，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财政出的钱还不够。但是从总体上说，作为抓全面的政府机构，能做到这样，应该是可以了。这时候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对艾滋病是不是不歧视，能不能在认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前提下，处置好艾滋病问题；第二，我们已有的投入是不是能够使真正需要的人受益，能够使更多的人分享。
艾滋病和医疗卫生保健是一回事解志刚（中国国家图书馆）：
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是谈艾滋病问题，我们不了解我们国家对农村医疗的投入，对农村医疗问题似乎没有对艾滋病这么重视，国家在两个问题上的投入是不是同样重视？中央是不是重视艾滋病？那肯定得重视；是不是也同样重视农村医疗问题？现在国家提出“三农”问题，实际上“三农”问题早就有了，只是最近才提出来的。
李楯：
如果讲投入，我刚才说到了一些情况，没有太多地说。刚才讲了政府投入不足，到了2001年，政府在卫生事业费上投入不到500个亿，在卫生总开支中只占了百分之十几，地区差别非常大。我们不能把艾滋病和医疗卫生保健分开来看。我认为，现在恰恰应该从艾滋病入手，来带动整个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建设，包括带动农村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工作。
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一回事，而不是看作是两回事。因为艾滋病的防治靠的就是农村医疗设施，不能说重点地区国家专门派一些人下去就行了。派人下去，包括派一些医生下去，今后仍然是需要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基础的医疗制度、机构和设施在那儿，才能把工作做起来。包括艾滋病的防治，给村民的一些信息，包括防病的和自我保护不受感染的信息，也要靠农村的医疗机构去做。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通过防治艾滋病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带动它们，把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保健体制搞得更好一些。
尽能力去做，我们问心无愧。
提问：
我们在北大、清华、北京理工大学做过一次调查，只有54．5％的人知道三种艾滋病传播途径。平时大学生在学校宣传之中，只是泛泛做一些工作，如果想搞一些比较精细的或者做一些科研性的工作，会受到校方的限制。我想问一下，大学生在预防艾滋病中的地位是什么？大家都说大学生是抗击艾滋病的主力军。
李楯：
谁是主力军，这真的很难说，大学生、医生、政府，还是感染者自己？这不大好说，需要靠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至于说大学生，确实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人在这一生中能够不完全为自己考虑——我这里所说的“为自己考虑”，完全没有任何贬义，人当然应该考虑自己，
对一般人而言，在处理好自己的事的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别人、为社会做一些好事就很不错了，比如说大学生会有更多的可能和条件，去多做一些公益方面的事，这是很好的。我相信你以后也会做，但是你以后可能有家庭的负担、有工作的负担。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多做一些。由青年人组成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在这方面也应该能发挥作用。
至于你说做起来会有一些阻力，我认为这个阻力恰恰与我们这个社会转型相关联。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中，现在既有前面计划经济那种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我们往前走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的那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有很多事做起来会很难，甚至做起来比起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比中国更穷的国家做起来更难。有很多比中国经济发展还差的国家，它的非政府组织，它的草根组织比我们做得还好一些，我认为还是得靠自己努力。
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把你的外部环境搞好，不但我不能这样，政府即使想搞好也有一个过程，更何况政府并不是一个整体。正像刚才李丹说的，有些官员可能不想搞好，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有想搞好的，有不想搞好的。但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合力下发展的。每个人在这个时候，恰恰应该想的是，按照你为人做事的原则去做。当我们各自都尽到自己力量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好一些。包括刚才有人提到遇到很多挫折，可能遇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当然详情我不知，我们大家能不能更多地从一种善良的愿望出发，更多地考虑到我们做的如果是好事，那么，最终能够争取到别人的理解，那就尽我们的能力去做。
当然，我也要讲到，这个世界绝不只有美好的东西，肯定有些人是永远不会理解你，或者他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要作对，要形成一种阻力，这都难免。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总希望它更好一些。怎样才能更好一些？要靠大家具体的一件一件事去做。如果每个有良好愿望的人，都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就问心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