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4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曲阜召开师以上高干会议。会议期间,某纵队副司令肖锋提出:请首长谈谈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粟裕回答说:“主要是选准歼敌对象,选好歼敌时机,选好歼敌战场。也就是说什么敌人好歼灭,就歼灭什么敌人;什么时机比较合适,就在什么时间打;什么地方有利,就在什么地方歼灭敌人。”①选择作战地区(亦即用兵方向),是对战争空间因素利用的一种形式。粟裕认为,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选择是战略问题,它受制于战略和作战意图。早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建立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过程中,粟裕就深刻体会到,出击方向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战略问题。当时,他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转移: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潮汕失败后转战粤闽湘赣上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每次行动都同战略出击方向的选择相关联,而几次试图在广东、湖南打开局面,均遭挫折。这是为什么呢?粟裕讲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出击方向的选择是战略问题。要对敌我形势作正确的分析,要对具体地域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种条件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选择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和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①这里有三个要素,是选择战略出击方向和作战地区时切不可忽视的。这就是:敌我形势;具体地域的综合条件;敌人的弱点及其内部矛盾。就拿1929年9月至10月间红四军遵照中央的指示进军广东来说,这是一次出击方向的选择。而这个决定,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并不一致。毛泽东当时从敌我双方力量出发,对南方数省主张采取“攻赣、防湘、不惹粤”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采取攻势,对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采取守势,对军阀战斗力强的广东采取中立。中央在红四军进攻广东遇到几次挫折之后,放弃了打到广东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1929年11月,红四军撤回赣南、闽西继续发展,并终于建成了中央根据地。
粟裕从毛泽东、朱德那里学习了选择战略发展方向的基本方法,并根据自己的战争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选择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思想。这一思想,在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和发挥。
苏中战役是一范例。1946年6月,国民党军以193个旅(师)158万人(占其正规军的80%),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在华东解放区,蒋介石投入58个旅约46万余人兵力,其中以11个整编师31个旅约25万人,分三路进犯淮北、苏中、淮南地区。面对敌人大举进攻在即,毛泽东在6月22日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的电报中,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在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要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与蒋介石着重向北的方针相反。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而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主力须对付江北之敌,予以配合。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6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指示华中分局,以一部兵力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由粟裕、谭震林率领不少于15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之敌,并恢复淮南(三、四分区)失地,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其基本意图是,在敌军发动全面内战初期,即将战火引向敌占区,以部分主力兵团力求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军停止内战。
粟裕根据对当时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的认真分析,认为兵出淮南不如先在苏中内线歼敌有利。这是因为:(1)淮南地区人口仅130余万,如华中野战军主力去淮南作战,粮草军需甚至支前民工均需由苏中补给,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2)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少数部队留苏中难以胜任,苏中可能被迅速占领,而苏中有人口900万,粮食产量占华中总产量的2/5,税收占一半,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沦为敌后,将为敌所用,且政治影响对我不利。(3)与淮南之敌相比,苏中之敌相对较弱,去淮南不易于达成钳制和调动敌人之目的。据此,粟裕于6月27、29日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先在苏中打一仗,首先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尔后出兵淮南。中央军委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当7月4日获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敌可能同时向我进攻后指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7月13日又电示粟谭:“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在苏中战役连续取得宣家堡、泰兴战斗和如(皋)南战斗胜利后,中央军委又提出两个作战方案征求粟裕的意见,即:其一,由粟裕率主力与陈毅会合,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直接配合陈(毅)、宋(时轮)、刘(伯承)、邓(小平)之作战;其二,在苏中再打一仗。粟裕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当时蒋介石在力量对比上暂时具有很大优势,战争势必是长期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党已建立了大块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根据中央军委“总以打胜仗为原则”的指示,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以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多打胜仗,大量歼灭敌人,推迟外线出击时间为有利。战争初期,各主要作战方向,应是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有战略性的配合,不宜过早作战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的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不利于我各个歼敌。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难以有胜利的把握。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苏中之敌已遭我几次打击,与淮南之敌比较是弱军,而淮南解放区已被敌人突破,如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需付出一定代价开辟战场。如直趋铁路线,则战场狭小,不利于我军机动,后方亦不安全,且淮南正值雨季,平地积水甚深,部队运动及粮弹运输供应都比苏中困难。根据这些考虑,粟裕与其他负责同志商讨后,于8月14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主张在苏中再打几仗的意见。中央军委、毛泽东于第二天即回文:“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
经过苏中战役和其他战役的实践,我军在战争初期的作战方针,就从最初的外线出击大量歼敌的战略计划发展成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转到外线作战的计划,最后确立了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粟裕关于依托解放区在内线作战的建议,对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和完善,对于战争初期选择我军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豫东战役是又一范例。1948年初,我军已转入战略进攻,中央军委设想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实行第二个战略跃进。1月27日,中央军委给粟裕发来电示,提出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任务,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并要粟裕“熟筹见复”。粟裕接到指示后,一方面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在河南濮阳地区整训;另一方面,从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出发,反复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权衡分兵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的利弊。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他对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然而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需要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的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这些条件是:(1)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重兵,但由于有三条铁路线和一些大中城市都需要派兵防守,机动兵力相对减少,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歼敌于运动中创造战机。(2)这一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在破坏铁路和公路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我军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3)这一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和物力的支持,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而且,我军也已逐步适应和掌握外线作战规律。(4)新解放区的党和政权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
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首先,三个纵队渡江南进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十万大军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困难,且渡江后又不得不在沿途留下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根据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远征的经验,预计会有总兵力的1/2,即5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其次,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主力部队回防江南。因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是敌在中原战场的骨干,不会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而桂系主力,因蒋介石害怕纵虎归山,也不会把它们调往江南。我渡江南进的部队还需要做大量的思想转弯工作,这也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估计三个纵队南进,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再次,从战略角度看兵力运用问题,要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当时,我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如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则反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限制,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三个纵队以约5万人减员的代价,如留在中原地区作战,可以歼敌3至5个整编师。
基于以上考虑,粟裕排除种种顾虑,于4月18日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央军委对粟裕的这一建议极为重视,立即来电要刚刚返回的陈毅和粟裕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粟裕等到达阜平县城南庄时,毛泽东破例大步迎出门外,同他长时间的握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又说:“你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对粟裕勇于向上级建议这一精神的最高褒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听取了他的汇报,当即进行研究,采纳了这个建议。粟裕不负重望,从中央回来就组织指挥了豫东战役,采取“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9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豫东战役之后,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全国战局比作爬山,认为我军已爬过山顶,战争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两个战例,生动地显示了粟裕是如何着眼于战争全局来选择用兵方向和作战地区的。分析敌我形势,分析具体地域的综合条件,分析敌人的弱点及其矛盾,是粟裕进行战略思考时所运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主要依托根据地或不远离根据地作战,是粟裕选择作战地区的一个基本考虑。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毛泽东关于“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的深刻思想,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都给粟裕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他一生指挥的数百次作战中,总是把良好的人民和后方条件,作为选择战场、筹划作战的重要内容。解放战争期间,在他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几次战略性建议中,都详尽分析了无后方作战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主张依托根据地或不远离根据地打大仗。粟裕之所以成为常胜将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这一点应当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审时度势,选择作战时机1948年1月,斯大林在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时,在记事本上写下:“60万战胜80万,奇迹,奇迹!”一年之后,他将正要去新中国上任的驻华大使尤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用记录速度慢慢说道:“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个事,就是收集和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挺高兴,笑着告诉他:“这次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结束时提出来的,中央军委确定了方针、原则和战役兵力部署。战役具体指挥是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同志。刘、陈、邓中有两个在南京,你到南京去了解吧。”
毛泽东一语中的。粟裕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和过程中的几次重要建议,对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几次建议,充分体现了粟裕审时度势,善于从战略的高度选择和把握作战时机的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