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战役敌情变化之多,为前所未有。正值南线敌军占领临沂一座空城,大肆吹嘘“胜利”之际,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判断我军可能改变作战方向,未经陈诚同意,下令李仙洲集团从新泰、颜庄星夜后撤。针对北线之敌突然北缩的情况,有的纵队首长建议提早出击,即使打不到敌军全部,也可以打到它的“尾巴”。粟裕则认为,我主力尚未全部到达预定集结位置,不能达成合围,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并且可能将敌人赶跑。相反,如我不过早惊动敌人,继续隐蔽集结主力,就可能使敌一时还难以判明我之企图,举棋不定,徘徊失措。他坚持既定决心,要求各部继续完成对敌人的合围。此时,蒋介石、陈诚轻信南线敌军谎报的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的“战绩”,同时根据空军侦察的发现我军在运河架设浮桥、在黄河筹集渡船的情报,错误判断我军可能撤离山东,退到黄河以北,与刘邓部队会合。于是,严令王耀武确保新泰、莱芜。王耀武执行陈诚的命令,待判明我军确已进至莱芜、新泰东面两侧地区,并已对李仙洲集团形成包围态势时,再次下令后撤,为时已晚。
粟裕贯彻既定决心,不打草惊蛇,不因小失大,终于在莱芜地区抓住了敌人。当敌军从莱芜城向吐丝口方向突围时,他命令部队对敌“围三阙一,网开一面”,纵敌出城;城南部队待敌军后尾撤离城区后再迅速占领,防止敌军重返莱芜,负隅顽抗,增大我军伤亡。2月23日中午,敌军全部撤离莱芜,钻进了我军预设的“口袋”。我占领莱芜后全线出击,敌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仅5个小时就在莱芜北芹村、高家洼一线的狭小地域内被我全歼。莱芜之战,我军以伤亡8800人的代价,在三天内歼敌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二个军部、七个师,生俘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以下将官17名,计5.6万余人。
莱芜战役“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是示形动敌创造战机的成功范例。为创造在北线歼敌的有利条件,我军一示连续作战疲惫之形,二示必保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将决战于鲁南之形,三示我主力“失利”
于临沂外围之形,四示准备西渡黄河、撤出山东解放区之形。这就使敌人对其错误判断深信不疑,甚至当我北上部队有所暴露时,敌统帅部仍不相信,从而有效地掩护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北上歼敌的企图和行动。对于我军在莱芜战役中隐蔽北移、示南击北的战法,国民党军在它的战史中记述说:共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时,经由临沂、蒙阴、新泰、莱芜道东西山区小径,昼伏夜行,秘密前进,我空军既无法搜集,地面情报亦不易侦知,一时竟不知匪军主力所在。乃至判明其企图与行动时,我南进兵团已被分别包围于古马陵道中。”粟裕的战役指挥艺术,在这一战役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真是“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二、广泛机动,察机寻隙孟良崮,位于山东中部的沂蒙山区。这里群山连绵,溪流纵横,青松与红枫辉映,山峰共长空比高。沂河、汶河,都在这里发源,奔腾千里而去。一支响誉于世的沂蒙山小调唱得好:“人人都说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好风光;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牛羊。”沂蒙山还有有名的七十二崮,如双泉崮、透明崮、板子崮、傲子崮、忠子崮、锥子崮、晏婴崮等,其中一个就是孟良崮。陈毅曾经写了《如梦令·临沂蒙阴道中》一首词,赞美沂蒙风光:“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军必败。”
1947年5月中旬,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孟良崮一举歼灭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多次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王耀武表示“对七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
1947年5月22日新华社的时评写道:“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解放军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惟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师之一个);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和这个胜利同时,东北、豫北、晋南、正太等地,强大的反攻正在展开。”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固然主要归功于战役发起后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攻坚和顽强阻援。但是,也是与战役发起前的广泛机动、创造战机分不开的。在后来的一些研究材料中,把我军捕捉孟良崮战机,说成是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冒进、送上门来的。粟裕尖锐地批评说:这种说法不符合战场的实际,既没有反映敌军的作战企图和动向,也没有反映我军的预见和战役决策,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创造和捕捉战机过程的缘故”。
粟裕根据亲身的实践,深刻地分析道:孟良崮战机的出现不是自然地出现的,而是通过我军的指挥得当,广泛机动,诱使敌人因应而动创造出来。因此,决不能把孟良崮战役同前一段的广泛机动、创造战机的过程割裂开来。“孟良崮战机的出现,是这一段作战行动的结果,创造战机与出现战机是因果关系,没有前者则没有后者。两军相争,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以为有利战机是‘守株待兔’可以得来的,那是违背战争指导规律的。”①粟裕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即:在以活生生的有意识有激情的人为主体的战争中,两军对阵,你死我活,有利战机的出现通常并不是一种现成的、自然而然的和必然如此的事情,而往往是由于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部队的示形造势、广泛机动从而调动敌人所创造出来的。
隐真示假,声东击西,是粟裕创造和捕捉战机之一法。广泛机动,察机寻隙,是他创造和捕捉战机之又一法。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更为灵活和主动的战法。在他看来,当进攻之敌准备充分,密集靠拢,行动比较谨慎时,采取机动调敌,察机寻隙之法,常能收到创造有利战机之奇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谈到,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要求敌人的前进;通过我们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可以乘敌之隙,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调动敌人就我范围。
粟裕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根据自己的战争实践丰富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广泛机动,察机寻隙,从而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是他兵法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内容。这里,我们还是以孟良崮战役前后的作战行动来说明。
1947年3月,蒋介石在莱芜战役失败后即开始实施他的重点进攻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基本内容是:由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即集中兵力对我解放区的两翼———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而对其他解放区采取守势。他对这个方针曾作如下的说明:“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共军匪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并且强调提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①依据上述方针,国民党军首先强使黄河在花园口合拢回归故道,构成从风陵渡到济南约1000公里正面的所谓“黄河防线”,以阻止晋冀鲁豫我军向南支援山东战场。其次,撤消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组成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亲自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的部队,并将王敬久集团自冀鲁豫战场调至山东战场。
此时,国民党在山东战场上的兵力已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兵力的66%。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均调集于山东战场。并以“三大主力”为骨干,分别组成三个机动兵团:汤恩伯的第一兵团、王敬久的第二兵团和欧震的第三兵团。
在作战方针上,国民党军也作了改变。解放战争初期,它多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乘虚进袭等战法。鉴于以往分路进攻常被分割歼灭的教训,鲁南战役后,敌统帅部决定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莱芜战役后又进而提出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
这一着,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硬核桃”和“烂葡萄”的战术。蒋介石把他的嫡系主力作为“硬核桃”放在中间,而两翼放置的则是作为“烂葡萄”的杂牌军和次等部队。如果插到中间去打他的嫡系主力,不仅“三大主力”能够互相策应,两翼部队还可以赶来,你就啃不动这个“硬核桃”;如果打他的两翼,他拼着牺牲几个“烂葡萄”,等我军弄得精疲力尽的时候,他的主力部队就突然从横里袭击我军。蒋介石企图通过这一方针,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推进,使我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从而陷我军于战略、战役布势被动不利之地位。
面对重兵压境且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新战法的敌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在陈毅的领导下,粟裕以敏锐的目光审视着战场的形势,深思熟虑。他认为,我们的作战方针没有改变,仍然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并决心与敌人作几次大的较量。然而,鉴于敌军兵力过分密集,准备充分,行动谨慎,有利战机会比过去少得多。因此,在敌军重点进攻之始,应当“采取持重待机的方针,即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定计划,绝不轻躁作战。”①3月下旬,敌人发起进攻,至4月上旬,完成了第一步计划,即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并占领了我鲁西南地区。敌第一、第二、第三兵团随即稳步向我鲁中山区推进,对我军略呈弧形包围的态势。
在陈毅的领导和粟裕的周密部署下,华东野战军从4月初结束整训后,在一个多月内,在鲁南、鲁中地区实行高度机动回旋,力求调动敌人,捕捉战机。
4月初,华东野战军主力分路南下,寻歼分散配置在临沂、郯城地区汤恩伯第一兵团主力。敌迅速收缩,调集部队,加强防御,我军即改变决心,北上另寻战机。
4月中旬,敌军主力向新泰、蒙阴一线发起全线攻击,我军集中三个纵队向敌左翼侧后据守泰安之整编第七十二师出击,准备得手后,分批歼灭由大汶口北援或由新泰、蒙阴方向回援之敌。我军于26日攻克泰安,歼灭七十二师主力;接着以一部乘胜南下,攻克宁阳城,但敌人始终未被调动。我军即主动放弃新泰、蒙阴,主力回师鲁中。
4月底,我军集中四个纵队反击进至临(沂)蒙(阴)公路、立足未稳之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等部。由于敌军迅速缩据蒙阴及其以南地区,我军在歼敌一个半团3000余人后,主动放弃打击该敌的计划。
5月初,我军又集中四个纵队围歼刚占新泰之敌整编第十二师。因敌王敬久第二兵团主力急忙来援,根据当时情况,不易速决取胜,我又主动撤围。
在这一时期,虽然由于敌人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我军多数战役未能达成预定的目的。但是,我军始终处于主动,充分利用了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既打又撤,用高度机动回旋的方法来调动和迷惑敌人。陈毅把这形容为同敌人“耍龙灯”,就是说,我军挥舞彩球,逗引敌军,像长龙一样左右回旋,上下翻滚。敌军哀叹进入山东一个月未与解放军主力发生战斗,只是每日行军,有时围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我军调动和吸引敌军往返行军的里程,竟达1000公里以上。
我军通过这些积极的行动,既削弱、调动、迷惑了敌人,也进一步摸清了敌人的心理动向。粟裕在回忆录中分析说:尽管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要与我决战,但从其战区指挥员的行动来看,实际上是尽量避免与我决战。他们想等待我军疲惫之际再与我军决战。所以一经与我军接触,立即龟缩和靠拢,但求自保,甚至对非嫡系见死不救。这就暴露了敌军指挥上的一个大矛盾,即战略上速决的要求和战役指挥上的迟疑、犹豫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到敌军各个指挥集团,必然会在对我军作战的态度、决心和行动上产生差别,无法达到指挥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
当然,我军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频繁行动,却没有痛痛快快地打一仗,部队求战心切,躁动情绪很大。不少战士唱起了“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板扑扑扑”的顺口溜,埋怨上级指挥“光走不打”。粟裕始终不为部队的情绪所动,坚决贯彻既定作战方针。5月3日,华东野战军决定以两个纵队南下鲁南,以另一个纵队南下苏北,以威胁敌人后方,从而进一步调动、分散敌人,创造战机。
5月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即复电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同时指示:“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接着,中央军委又指示,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并要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以应付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央军委还提出了放开正面、北攻昌潍、诱敌来援、相机歼敌的意见。
华东野战军首长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决定放弃第七纵队南下苏北和第一纵队去鲁南的计划。野战军主力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待命;已南下的第六纵队隐蔽于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