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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邓肯自传(36)

这一章的标题或许要命名为《为浪漫的爱情辩护》,因为我现在发现,爱情是闲暇娱乐,也是一出悲剧;而我则是以一种浪漫的天真无邪投身于爱情。人类似乎渴求美,渴求那种无惧、不需负责、让人焕然一新而且具有启发性的爱情。在一场表演之后,我穿着希腊式舞衣,头上戴着玫瑰花冠,是多么可爱啊!为什么不好好欣赏这种美丽呢?以前那种喝着热牛奶,读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我似乎更能自在享受啜着香槟、听着迷人男士称赞我的美丽的日子。神圣的浪漫的肉体,激情的双唇,拥抱着情人的双臂,靠在爱人肩上香甜的睡眠。对我而言,这些是既纯洁又愉快的喜悦。有些人可能对此大为愤慨,但是我真不懂他们为何如此,如果与生俱来的身体注定要受一些苦痛,像是长牙、拔牙、补牙,不管多么有德行,都免不了要生病、感冒等等。既然如此,那么为何不及时行乐,让这个同时得受苦的身体得到最多欢愉呢?一个整天思索,有时受严重的问题与焦虑所扰的人,为何他不该躺在美丽的手臂之中,借此纾解他的痛苦,并且享受几个小时忘却忧虑的美丽时光呢?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安慰之人,能像我一样,以愉快的心情记住这些时刻。我没有时间在自传中一一写他们,也没有时间在一本书里写尽所有我在森林或田野度过的美好时光,写尽我听莫扎特或贝多芬的交响曲时的喜悦感觉,或者是伊沙耶[伊沙耶(1858—1931),比利时小提琴家。]、华德·鲁曼尔[鲁曼尔,德国钢琴家。]、亨利·史凯利与其他艺术家带给我的极为有意义的时刻。

“是的,”我继续喊着,“让我自由享受尘世爱恋,让我做异端吧!”不过,或许我一直只是个有自由思想的清教徒,或者是个有清教徒思想的自由之人。

我永远无法忘记我回到巴黎的事。我将学生们留在凡尔赛,托保姆看顾。当我一打开门的时候,我的小儿子跑到我跟前来,他的金色卷发绕在可爱的脸蛋旁。我离开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个摇篮中的小娃娃。

1908年,我买下位于纳利的葛维克工作室,里面有一间音乐室,很像小教堂,我就带着孩子们住在那儿。我常常整天在这间工作室工作,有时是整夜。当时与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好友亨利·史凯利,他是个天才钢琴师,而且工作时有用不完的精力。我们常常一早开始工作,由于我在工作室四周挂上蓝色布幕,用弧光灯照明,因此我们对时间的流逝毫无知觉。有时我说:“你不觉得饿吗?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于是我们看看时钟,才发现已经是次日清晨4点!我们如此专心致志于工作,进入印度人所谓的“清静无为境界”。

我在花园里为我的孩子们、保姆与看护设了一个房间,以免音乐干扰到他们。花园很漂亮,春天与夏天的时候,我们打开工作室的门,在花园跳舞。

我们在工作室工作,也在里面娱乐。洛翰葛林开心地在里面举办舞会与宴会,宽广的工作室常常摇身一变成为热带花园或是西班牙皇宫,座上客都是巴黎的艺术家与知名人士。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瑟席·梭雷、邓南遮与我即席演出一出哑剧,邓南遮在剧里充分展露了表演天分。

许多年来,我一直对他有成见,因为我赞赏杜丝,而我认为他对杜丝很不好,因此我拒绝见他。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我能不能带邓南遮来看你?”我回答:“不,别带来,假如我见到他的话,我会对他非常无礼。”尽管我不想看到邓南遮,但是有一天他还是把邓南遮带来了。

虽然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但是当我看到这位神采奕奕、充满吸引力的人时,我只能说:“欢迎您,您真是迷人极了!”

1912年邓南遮见到我时,便决定要征服我。这倒不是恭维自己,因为邓南遮想与世界上所有知名女士谈情说爱,然后将她们绑在腰间,就像印第安人系着敌人带发的头皮一样。不过我出于对杜丝的赞赏而抵御他。我认为自己将是世界上第一位未对他俯首称臣的女子。那真是一种英雄似的冲动。

邓南遮想把一个女人搞到手的时候,他会每天清晨送她一首小诗,而且还附上一朵小花,表达诗的意境。每天早晨8点,我收到这朵小花,不过我依然继续充当英雄!

有一天晚上(当时我在拜伦饭店附近的街上有一间工作室),邓南遮以一种特殊腔调对我说:“我半夜时到你这里来。”

我与一个朋友布置了一整天。我们在整个工作室摆满白花,还有就是葬礼时所用的那些白色百合,我们还点上许多蜡烛。邓南遮到了工作室看到这个情景,不禁目瞪口呆:工作室看起来像哥特式教堂。他走进来,我们领他坐在长沙发椅上。我先为他跳舞,然后在他身上撒满鲜花,并且在他周围摆满蜡烛,慢慢地配合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轻盈地起舞。渐渐地,我将蜡烛一一吹熄,只剩他头上与脚边的蜡烛。他静静地躺着,好像被我催眠了一样。我仍然和着音乐翩翩起舞,然后我吹熄他脚边的蜡烛。但是当我神情肃穆,朝着他头上的蜡烛前进时,他用力跳了起来,因为恐惧而大叫着,从工作室冲了出去。这时我与那位钢琴师忍不住哈哈大笑,倒成一团。

第二次拒绝邓南遮是在凡尔赛的时候。我邀请他到小特里安龙宫饭店吃晚餐。这大概是两年后的事。我们搭我的车去那家饭店。

“你不想在吃饭之前到森林里散散步吗?”“啊,当然好,那真是太棒了。”

我们开车到了马利森林,然后走进树林里。邓南遮高兴极了。

我们散步了一会儿,然后我提议:“现在我们回去吃午餐吧。”

但是我们却找不到我的汽车,只好试着走到小特里安龙宫饭店用餐。我们走呀走,但是就是找不到出口!最后,邓南遮开始像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我要吃午餐!我要吃午餐!我有脑子,我必须喂饱我的脑子,我饿着肚子就什么也做不了。”

我尽力安慰他,我们终于找到出口,回到了饭店,邓南遮饱餐了一顿。

第三次拒绝邓南遮是在几年之后的欧战时期。我到了罗马,下榻在女王饭店。说来蹊跷,邓南遮刚好住在我隔壁房间。他每晚都与卡萨蒂侯爵夫人共进晚餐。有一天晚上,侯爵夫人邀我一起吃饭。我到了宫里,走进接待室。房间采用希腊式布置风格,我坐在那儿等待侯爵夫人。突然,一些不堪入耳的话冲我而来。我往四周一瞧,看见一只绿鹦鹉。我发现它没被关住,于是我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我坐在那儿等侯爵夫人,又听到一阵汪汪的噪音,我看见一只拳狮狗,它也没上绑,因此我又跳起来,走到下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铺着白熊毛地毯,墙上还挂着熊皮,我坐在那儿等侯爵夫人。突然,我听到嘶嘶声,我往地上一瞧,看见笼子里关着一条眼镜蛇。我又跳了起来,走到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地上铺满了虎皮,房间里还有一只大猩猩对我龇牙咧嘴。我冲到另一个房间,也就是餐厅,我看到了侯爵夫人的秘书,侯爵夫人终于下来吃饭了。她穿着金色透明的睡衣,我对她说:“我猜你很喜欢动物。”“啊,是啊,我很喜爱动物——特别是猴子。”她一边回答,一边看着她的秘书。

奇怪的是,在这刺激的开场戏之后,晚餐却极其隆重。

饭后,我们回到那间有猩猩的房间,侯爵夫人请她的女算命师来。她头上戴着一顶尖尖的高帽,还披着巫婆的披风,开始用扑克牌为我们算命。

这时候,邓南遮穿得怪模怪样地走进来。邓南遮相当迷信,而且相信一切算命占卜之流。这位算命师告诉他一个很不寻常的故事。她说:“你将在空中飞,做出一些惊人业绩。你将会跌落到死亡关前,而且你将经历死亡,但免于一死,然后享受富贵荣华。”

然后,算命师对我说:“你将唤醒世人,带领他们接受一个新的宗教,而且在世界各地建立伟大的神庙。你将受到保护,一有灾难,天使将会保护你。你将会相当长寿,长生不老。”

之后我们回到饭店。邓南遮对我说:“我将于每晚半夜12点去你的房间。我已征服所有的女人,但是我尚未征服伊莎多拉。”

他真的每晚12点来我的房间。

我对自己说:“我就要成为世界上唯一拒绝邓南遮的女子。”

他给我讲述有关他生命、青春与艺术中最美好的事情。

“伊莎多拉,我受不了了!接受我吧!接受我吧!”

此时他的天才已让我心烦意乱,我真的不知所措,因此我常温柔地带他走出我的房间,回到他的房间。这个情形大约持续三个星期,最后我非常恼火,干脆冲到火车站搭头班火车离开了。

他常常用法语问我:“为什么你不能爱我呢?”我回道:“因为杜丝的缘故。”

小特里安龙宫饭店里有一条邓南遮珍爱的金鱼,它被养在一个漂亮的水晶鱼缸里,邓南遮常常喂它,还对它说话。金鱼会拍打着鱼鳍,嘴巴一开一闭,好像在回他话似的。

我还住在小特里安龙宫饭店的时候,有一天我问饭店经理:“邓南遮的金鱼在哪儿?”

“啊,女士,这说起来真叫人伤心!邓南遮去意大利了,他让我们好好照顾它。他是这么说的,‘那条金鱼是我的心肝宝贝儿,是我所有快乐的象征!’他还不断拍来电报问:‘可爱的阿多佛斯近来如何?’有一天,阿多佛斯在鱼缸里游得有点缓慢,像是要见邓南遮。后来它死了,我把它拿出来,丢到窗外。但是邓南遮的电报又传过来了:‘我觉得阿多佛斯有病了。’我回电说:‘阿多佛斯已经死了。昨晚死的。’邓南遮先生又回电说:‘将它安葬在花园,立一个墓。’于是我抓了一条沙丁鱼,用锡箔纸包好,葬在花园里,我还立了个十字架,上面写着:‘阿多佛斯长眠于此!’邓南遮回来马上问我:‘我的阿多佛斯埋葬在哪儿?’我带他到花园的坟墓前,他带了好多花给它,久久地站在墓前,啜泣不已。”

但是有一次宴会,却以悲剧收场。我将工作室布置成热带花园的样子,还在浓密的厚叶片与稀有植物之间摆着多张双人桌。这时候我几乎已经学会了巴黎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我安排一些想坐在一起的人坐在一起,不过这让当妻子的伤心流泪。客人们穿着波斯服装随着吉卜赛管弦音乐起舞。客人中的亨利·巴塔耶与他知名的翻译柏斯·贝蒂是我多年的好友。

如上所述,我的工作室就像个教堂,四周挂满15米高的布幕,在高高的看台上还有一个小房间,经由普瓦雷的巧妙装饰,简直像是女妖塞尔西的居处。墙上的金色镜子映着暗褐色的天鹅绒布幕,还有一张黑色地毯和一条长沙发,上面摆满东方色彩的垫子,这些就是这个房间的装饰。窗户是密封的,而门更怪,看起来像是伊特鲁里亚人[位于今日意大利西部的一个古国。]的墓穴。普瓦雷在房间完工后说:“这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更能让我们做不凡的事,谈论不凡的话题。”

确实如此。这个小房间很美、很迷人,不过同时也很危险。谁知道每件家具有没有特性呢?或许床有道德操守,沙发容易犯罪,椅子值得敬重,而躺椅则非常邪恶?但是普瓦雷说得对,进入那个小房间之后,大家的感觉以及说话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待在那个像教堂的工作室。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晚上,就像洛翰葛林平时举办宴会时一样,大家尽兴享用一杯又一杯的香槟。凌晨2点,我发现自己和亨利·巴塔耶一同坐在普瓦雷设计的房间里的躺椅上。尽管他一向对我像兄弟一样,不过今晚他受了这个地方的迷惑,言行都与平日不同。然后,洛翰葛林刚好出现。当他看见我和亨利·巴塔耶在镜中一同坐在躺椅上的倒影时,立刻冲到工作室,对着宾客把我大骂一通,还说他要离开,永远不会再回来。

宾客觉得有点扫兴,我的心情也从快乐转为悲伤。

“快一点,”我对史凯利说,“演奏《伊索尔达之死》,要不这个晚上就糟蹋了。”

我迅速换下有刺绣装饰的图尼克,穿上一件白色长礼服。史凯利演奏得比平时更好,我则舞到清晨。

但是那个晚上注定会引来不幸。尽管我与亨利·巴塔耶是清白的,但是洛翰葛林一直不相信,他还发誓永远不想再见到我。我辩解、恳求都没有用。亨利·巴塔耶也被这件事深深困扰,他甚至还写了一封信给洛翰葛林,但是无济于事。

洛翰葛林后来让步,只愿意在汽车上见我。他诅咒我的声音就像是恶魔空洞的铃声,叮当乱响。突然之间,他停止诅咒,开了车门,将我推到车外的夜幕之中。我一个人恍恍惚惚,独自在街上徘徊了好几个小时。一些陌生的男人对我做鬼脸,嘴里还喃喃地发出暧昧的邀请。转眼之间,世界仿佛变成淫秽可憎的地狱。

两天之后,有朋友告诉我,洛翰葛林已经去埃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