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山西民间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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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源远流长的山西民间舞蹈历史(2)

唐代对外交往频繁,许多外国及少数民族把他们的风俗习惯带到我国中原地区。当时群众性风俗舞蹈《泼寒胡戏》也曾在山西流传。该舞举行于农历的腊月间,在大街上,人们穿着漂亮锦绣的“胡服”,骑着骏马,在一片鼓乐声中,相互追逐、泼水,有许多人裸露着上身,鼓舞跳跃,非常热闹。此舞从武则天当政末年兴起,到唐中宗时曾大为盛行,由于中宗对这种风俗的喜爱和提倡,当时京都各大城市举行的《泼寒胡戏》规模颇为盛大。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并州清源县令吕元泰上书,对中宗提倡《泼寒胡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像这样旗帜飘扬,鼓声震天,人们穿着胡服,骑着骏马,奔驰追逐,喧闹喊叫,简直就象打仗一样,为了举行这一活动,还得向贫苦百姓收敛费用,贵族们为了夸耀锦绣美服,却给从事刺绣的妇女带来了灾难。况且光着身子在大街上相互泼水也不太雅观。从吕元泰的议论中,可见当时山西的《泼寒胡戏》场面极为热闹、盛大。人们化装游乐,布置场地,装饰街道,要花很多钱,而这些钱得由老百姓负担。故而引起民怨,父母官吕元泰为民代言。此时正值大旱之年,皇帝为了向天表示至诚,主动让官员们提意见,而中宗当时并未采纳这条意见。该舞在中原一直盛行,至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下令方被禁止。

山西《隰州志》载:“神庙中,歌舞神前日赛”。从不少《县志》来看,以歌舞礼乐祭神,迎神赛社,历来都是山西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在山西长子县东大关村,发现了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的民间古抄本《唐乐星图》。是唐代形成的在民间举办迎神赛社活动时有关礼乐的法规。我国古代非常重视礼乐,并将其作为国家兴衰的象征。而在民间,人们便将人间之“乐”与天上之“星”予以联系,五声与五行对应,十二律吕与十二月应合,谓“乐星”。而《唐乐星图》又将唐代大曲二十八调与二十八星宿相互对应,且依二十八星宿值日供盏演奏。从这本《唐乐星图》看,在山西民间的祭祀活动中,有着数量可观的大曲歌舞和民间音乐,在这盛大而庄严的民俗事象中,舞蹈活动、乐舞艺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向着世俗化、艺术化、娱神兼娱人的方向发展。

唐时,娱神、求雨的巫人和巫舞在山西也相当流行。唐元和时(公元806—820年)晋阳建屋巧匠党国清,在汾水附近的村镇中亲见巫在醮神时的表演情景:主人设宴,箫鼓齐鸣,经过装扮的巫翩翩起舞,并时而大声叫喊。唐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山西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太原地区大旱,在太原为官的狄仁杰后代狄惟谦按照习俗请女巫至晋祠祈雨。女巫祈雨不至,反诬狄惟谦为官不廉。狄惟谦忍无可忍,将女巫“鞭背二十”,投入晋水。

元宵舞灯,以灯摆字的形式,来源于宫廷,但它却表达了民间祈求平安吉祥的美好愿望。《闻喜县志》载:“元宵前一日至二十三日,乡村竟闹社户……有所谓‘拐子灯’者,择十龄内外幼童八至十二人饰古女子,宫妆,各持丁字灯架一,两端悬小红灯二,盘旋交舞,排‘天下太平’四字,每一字毕,班立两行,又起舞,乃唐宫旧戏也。”迄今,山西《九连灯》、《跑灯》等灯舞中,仍沿袭舞灯毕,摆“天下太平”字样的旧习。

具有戏剧因素的歌舞戏《踏摇娘》、《傀儡戏》也在山西出现,并在原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踏摇娘》或作《踏谣娘》、《谈容娘》。其故事起源于隋末(一个说为北齐),是由真人真事演变而来的民间歌舞戏。唐贞元年间出现在山西。然,在并、代演出中又有了新的发展。据唐杜佑《通典》载:“踏摇娘生于隋末,河内有人丑貌而好酒,常自号朗中,醉归必欧其妻。美色善自歌,乃歌为怨苦之词。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因写其妻之容。妻悲诉,每摇其身,故号踏摇云。并、代优人颇改其制度,非旧旨也。”人们用歌舞戏的形式,塑造了一个美丽善良而又令人怜爱的妻子和一个好酗酒横蛮,又妄自尊大的丈夫形象。有人物、有情节、有矛盾冲突,以歌、舞、说唱诸形式,表现妻子动人心魄的悲苦哭诉,引起观者“不知心大小,容得多少怜”的感叹。

《傀儡戏》又称《窟儡子》。唐时已“合市盛行”,并列入歌舞戏,和《大面》、《拨头》、《踏摇娘》等一起演出。这时的《傀儡戏》,多用于嘉庆娱乐,但也有沿袭旧制,作为丧家祭献的演出。据《封氏闻见录》载:“唐大历年间(公元776—778年)太原节度辛景云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谓日:‘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鸿门宴之像,良久乃毕。”

这一时期,山西民间舞蹈的姿态,造型,也有一部分保存在文物里:

浮山县贯里村《天圣宫》,有建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八角石柱上刻一女伎扬臂踏足,轻歌曼舞于氍毹。

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中出土有舞巾女俑四尊,头梳椎髻,上着开领短衫,腰系拂地花裙,手执短巾作舞。舞蹈动作幅度不大,但姿态、神情各有所异。

长子县德兴寺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所建燃灯塔上,有乐伎浮雕,姿态婀娜。

平顺县实会乡大云院有五代(公元907—960年)壁画21平方米,其中8名乐伎舒腰曲臂,飘逸欲仙。寺外七宝塔上有7幅19个浮雕乐舞人,潇洒扬袖,应节踏足,十分生动。

6、宋代庞大的民间舞队

宋代以来,由于城市发展,商业繁荣,行会制度兴起,出现了庞大的民间舞蹈表演队伍——“舞队”。这种表演队伍将舞蹈、杂技、武术和音乐多种技艺集合起来,一面游行,一面表演。这一时期,山西各地的民间艺术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每逢年节,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就自愿结社闹红火,组成“舞队”,游行于街市,竟相表演,俗称“社火”。舞蹈传授通过民间艺人口传身授,师徒相袭,代代相传,致使不少民间舞蹈节目得以流传。

《迓鼓》产生在宋代,初时是军中的舞蹈,通过瓦舍勾栏的传播流入民间,而由民间艺人演出时,则成了装扮各种角色的小型歌舞。“如舞讶鼓然,其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的。”(《朱子语类》卷139)现在山西阳泉尚保留着这一民间舞蹈形式。

民间舞蹈《音锣鼓》也产生于宋代。民间艺人说,宋代某王被困庆侯桥,朝中大将率精兵潜入敌方,他们身穿彩装,贴身藏暗器,以演奏《音锣鼓》作掩护,救宋王出营。

北宋年间,晋南、晋东南的一些城镇乡村已出现了砖砌木构的固定舞楼,如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舞亭、沁县威胜军关亭侯新庙舞楼、平顺县东河村九天圣母舞楼等。这些舞楼较《东京梦华录》中描写的四面对观众、上无顶盖的“勾栏”、“瓦舍”、“乐棚”形制更为完备和进步。可见,当时山西的民间舞蹈演出活动已具相当规模。

靖康之变,北宋王朝覆灭,金人掳中原人口,其中包括徽、钦二帝及大批伎艺人。他们经河东地区沿太行山北上,路过大同至燕山以至会宁,中途逃亡严重,“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女十存七。”这些伎艺人流落在河东、上党和晋北一带,成为路歧散乐人,其中包括宫廷艺人及宗室儿女。为了生存,他们和当地民间艺人相结合,展开了大量的民间艺术活动,对提高山西民间舞蹈的技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相传,民间舞蹈《霍县秧歌》就是当地人将此表演形式记录下来,编排而成的,其中,主要表演者“鼓手”一边不时地甩动额头上用竹条盘绕的“缠絲”,一边击打花鼓的动作,不仅技巧性强,而且风格别具,在山西民间舞蹈中实属罕见。

此外,具有哑剧形式的舞蹈《大头和尚》也曾出现在宋代民间舞队中。

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白店村,历史上曾叫裴店的约五里地处,发掘了一批属古晋国遗址的金代墓葬。从中发现了许多关于民间社火活动情形的砖雕,其中一块砖雕上刻着1位打伞者和身着长袖衣裙的女角等5人,与现在的《白店秧歌》颇为相似。

在新绛县南范庄金墓中,出土了《狮子舞》的砖雕。1人扮狮,1小儿引逗,另1小儿敲锣指挥。该墓的东、西壁,还雕有一幅民间“社火”图,有人敲锣,有人击鼓,有持伞者,舞扇者,也有空手舞袖者,较为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民间舞蹈活动的盛况。

金代,是佛教盛行时期,每逢大旱,人们便到寺庙求神祈雨,偶尔得雨,便抬神游行,以表谢意。在抬神这天,须选1名童男,1名童女,用以敬神。清徐县的《背棍》、《铁棍》便源于这一活动。

元朝,与昔阳交界的河北井陉一带有强寇占山为王,经常四处活动,搜刮民财,掳男霸女,致使人人切齿痛恨。一伙青年男女,决心为民除暴。他们练了一身武艺,装扮成俊男靓女,暗藏武器,佯装经山寨前行,强寇将他们劫回山寨,命他们唱歌起舞,陪自己饮酒作乐。青年们乘机灌醉强寇,杀死山大王,破了山寨,从此,这一带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人为纪念这些青年男女的正义行为,也扮作他们的模样,模仿他们歌舞,每逢新春佳节,沿街表演,使民间舞蹈《拉话》得以流传。

相传,《八大角秧歌》产生于元末,农民们为反抗盘剥他们的统治者,于农历正月十五闹秧歌之际,装扮成各种角色,怀揣短小兵器,由化了装的“鞑子”引路,混入县城,铲除了贪官,攻下城池。之后,秧歌队中便增加了“引路鞑子”的角色。

7、明、清时期与民俗紧密结合的民间舞蹈

明、清时期,是继汉、唐以来,山西民间舞蹈历程中的又一高峰。全国舞蹈衰弱,而山西独盛,这与山西的经济发达,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富裕有极大关系。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山西,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号称“海内最富”。(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

这一时期,山西民间舞蹈与戏剧相携与民俗祭祀联袂,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景象。从全省现存200多种民间舞蹈形式来看,绝大多数的历史都可追溯到明、清时期。

明人姚旅著的《露书》中,记载他在山西洪洞见到了多种民间舞蹈,如手持小凉伞,随着音乐节奏而起舞的《凉伞舞》;舞蹈而不歌唱的《回回舞》;手持檀板,舞起来如“飞花着身”的《花板舞》等等。

春节、元宵节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隆重的民俗节日,也是民间舞蹈和各种民间艺术荟萃一堂,争相竟演的高潮。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阗,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游村进户,走街穿巷,舞龙灯、踩高跷、舞狮、舞竹马、跑旱船、扭秧歌等等。在一些县志中,可看到对这一盛景的文字描述:

秧歌队队演村农,

花鼓斑衣一路逢,

东社穿来西社去,

入门先唱喜重重。

《临县县志》清末进士刘如兰作《竹枝词》

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深秋,应山西平阳知府的邀请,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诗人孔尚任从山东曲阜老家千里迢迢来到平阳,篡修《平阳府志》。翌年新春和元宵佳节,目睹了平阳地区演春、迎春、试灯、踏歌等习俗活动,观赏了当地台下的“秧歌”、“竹马”、与台上的“昆曲”、“乱弹”争芳斗妍,相映成趣的文艺盛景,写下了著名的《竹枝词》把我们带入康熙时代平阳元宵佳节的情境中:

暖阁前头十二钗,

看春踏脱几人鞋。

平阳不是寻常郡,

歌舞从来上帝阶。

雨点花攒鼓衬锣,

春风吹袂影婆娑。

是谁传与江南曲?

压倒仙人踏踏歌。

迎神赛社是山西民间舞蹈的重要载体。在隆重庄严的礼乐祀神活动中,不仅要以真诚、肃穆的礼节叩拜神灵,而且还要献乐娱神。献乐的目的,在于使人神之间能在一种欣喜愉悦的氛围下勾通情感,从而为人间消灾得福。所以,迎神赛社中必备歌舞、乐奏、唱颂。“偃赛以象神,婆娑以乐神”的舞蹈表演,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村头累累梨枣熟,农家收获登新谷。千树万落庆丰穰,捣珠炊玉香满屋。大巫作歌小巫舞,迎神报赛喧箫鼓。绿酒黄鸡进杂沓,此时谁道田家苦。”《沁州复续志》(清·光绪版)卷四艺文。

《迎神赛社礼节传薄四十曲宫调》是迎神赛社祀神活动的礼节程序,系潞城县南舍村明万历二年的手抄本,它记录了当时献演的音乐、舞蹈、队舞、队戏、院本、杂剧等表演形式达245个之多。它不仅是上党地区古代堪舆家(阴阳)主持民间迎神赛社活动的经典文献,也是研究山西民间祀神乐舞的重要史料和宝贵线索。《调鬼》这一民间舞蹈,是雁北一带古老赛戏的开台节目之一,也是五台等县举行迎神赛会活动中的一种艺术形式,由当地赛赛班艺人在固定的赛日举行,保留了原始古朴的风貌。

傩舞,是一种以驱鬼逐疫为目的的古老傩祭礼仪,到明、清,虽然保留了傩祭的古老遗存,却熔多种祭祀礼仪于一炉,表达了人们祈求消灾免难,驱邪除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等共同理想。这种带有宗教礼仪的傩舞在山西民间舞蹈中约占十分之一的比例,其中有戴面具装扮神鬼而舞的;有手执扇鼓、神鞭、铃刀,连说带唱,连唱带舞的;有劝慰人们积德行善的;还有恐怖色彩较浓的。一般来说,傩舞动作比较古朴、简单,举手投足显得僵直,粗犷强悍而充满神秘感。主要突出了威猛、凶恶、狞厉的特征。其宗旨是驱除鬼魅,祈神纳吉。在这一个人神共处,仙鬼杂陈的宗教世界里,谲诡奇异,神秘莫测。它是宗教,是信仰,是祭祀仪式,又是一种行为模式,是极具东方色彩的神秘文化,有人曾经称之为鬼文化,抑或是一种具有艺术——非艺术双重品格的具有原始形态因素的神秘文化。

明、清时期,是山西戏曲形成之时,它吸收了大量传统民间舞蹈、武术和杂技等姐妹艺术的有益滋养,在此期间,大量的民间舞蹈也向戏曲转化,成为歌舞小戏。也有的保持原有的歌舞形式,仍在民间流传,有:《小花戏》、《汾孝地秧歌》、《二人台》、《踢鼓秧歌》等等。戏曲兴盛,而舞蹈也并不衰落。民间舞蹈与敬祭神灵,祛瘟避邪,消灾免难,寄托祝愿和年节自娱的礼仪水乳交融,显示出它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不可忽缺的价值。

(二)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与山西民间舞蹈的新生

1、声势浩大的新秧歌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太行山,三晋大地上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革命根据地,山西民间舞蹈以其自身的风貌和特有的功能,和其它文艺形式一样,传播思想,团结民众,发挥了它独特的战斗作风。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新秧歌运动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得较早。1941年,晋察冀边区在统一部署下,在元宵节之际,村村秧歌队都演出了以“反内战、反投降”为中心内容的秧歌舞。当时,在晋绥边区领导机关驻地(兴县胡家沟村),组织了百余人的军民秧歌队,军民同欢共乐。临县以秧歌队欢送新参军的战士入伍,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那时,各根据地普遍把组织秧歌队与办冬学结合起来,群众既学文化、学政治,又搞宣传、搞娱乐,一举数得。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山西各根据地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秧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