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朱元璋是一个明察秋毫之人，他从王宣父子的信中察觉到此父子二人绝非可信之人，所以暗中提醒徐达要严加防范，以防万一。最终，徐达攻下了沂州，活捉了王宣。倘若朱元璋没有觉察到王宣父子的狼子野心，也没有暗中提醒徐达的话，那么当王宣暗中集结好兵力向徐达反扑过来时，谁胜谁负就说不好了。
鬼谷子曰：“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他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在开始时都想秋毫之末一样微小，一旦发展起来就像泰山的根基一样宏大。任何事物和矛盾都是从细微发展到巨大的，圣人之所以能够抓住事物的危险征兆是在于能够见微知著，这是任何想要成就一番大业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倘若不能防微杜渐，往往会酿成大祸。
三、可治则抵，不可则得——如果无法修补，那就打碎重造吧
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巇罅”。圣人见萌芽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天下动乱不止，朝廷没有贤明的君主；官吏们失去社会道德，小人谗言妄为；贤良的人才不被信用，圣人逃匿躲藏起来；一些贪图利禄，奸诈虏伪的人飞黄腾达，君主和大臣之间互相怀疑，君臣关系土崩瓦解，互相征伐；父子离散，骨肉反目，这就叫作“轻微的裂痕”。当圣人看到轻微的裂痕时，就设法治理。当世道可以治理时，就要采取弥补的“抵”法，使其“巇”得到弥合，以继续保持它的完整，继续让它存在下去。如果世道已坏到不可治理时，就用破坏的“抵”法(彻底把它打破)，占有它并重新塑造它。或者这样“抵制”或者那样“抵”；或者通过“抵”使其恢复原状，或者通过“抵”将其重新塑造。对五帝的圣明政治只能“抵而塞之”；三王从事的大事就是了解当时的残暴政治，从而夺得并重新建立政权。诸侯之间互相征伐，斗争频繁，不可胜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善于斗争的诸侯才是强者。
我们知道，丝袜的破洞如果不及时发现和修补，洞就会越来越大；堤坝的缺口如果不立马堵上，就会有决堤的危险；一家公司如果无视某种缺陷的存在，而听之任之，后果会不堪设想；人类的恶习如果不在刚开始时及时改正，一定会后患无穷。
美国一个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试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一辆摆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摆在相对杂乱的一个社区。然后，他把后一辆车的车牌摘掉，并且把车顶打开。结果不到一天，这辆车就被人偷走了。而前一辆车摆了一个星期也没人去偷。后来，他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砸了个大洞，结果仅过了几个小时，车就不见了。这就是著名的“破窗效应”理论：如果一个建筑物上的窗户玻璃被人打碎了，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陷入无序之中。
虽然这一理论是针对社会犯罪心理和行为所说的，但蕴含在其中的道理却是在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的。人的心理很容易受到暗示和诱导，若不采取措施及时修复“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就会出现更多、更严重的问题。
杰克是一家公司的高级车工，他的技术是公司里最好的，他也因此很受上司器重。一天，杰克在切割台上工作，随手就把割刀前的防护挡板卸下来，放在了一边。这样加工零件就更快、更方便了。然而公司严格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在工作时，将防护挡板卸下来。很显然，虽然这样增加了工作效率，却也埋下了安全隐患。
碰巧，此时主管走了进来。主管一看防护板被卸了下来，不禁大怒，狠狠地把杰克训斥了一顿。
第二天，杰克刚到公司，就被老板叫进了办公室。老板对他说：“身为老员工，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安全对于公司意味着什么。你今天少完成了零件，少实现了利润，公司可以换个人换个时间把它们补起来，可你一旦发生事故、失去健康乃至生命，那是公司永远都补偿不起的。”说完，就把杰克辞退了。
在杰克眼里，卸下防护挡板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所以他根本没放在心上。然而在公司老板看来，这却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行为。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同时必须高度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种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
鬼谷子说：“巇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
众所周知，事物的变化总存在着缝隙。鬼谷子把这个缝隙就叫作“巇”。“巇者，罅也”。罅指的是瓦罐的裂纹。通常，瓦罐上的裂纹是很细微的，似有似无，如果不仔细观察，是很难被发现的。瓦罐的裂纹其实指的就是事物变化的初始阶段。如果我们不及时修补，瓦罐上的裂纹就会越变越大。“巇”之所以微细，之所以难以察觉，是因为它是事物变化的先兆。事物变化前都有一个征兆、苗头，这个征兆苗头是很细微的，一般人很难察觉到。
扁鹊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名医。他医术高明，常被君王招至宫中为其治病。一天，蔡桓公召见扁鹊。行完礼后，扁鹊便站在桓公身旁，细心观察他的面容，不一会儿，他说：“我发现您的皮肤有病。您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听了，不以为然，道：“瞎说，我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治疗。”扁鹊走后，桓公很生气，对身边的人说：“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示自己的能耐，以便把别人健康的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我可不信这一套。”
十天后，扁鹊再一次去见桓公。他察看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重。”桓公还是不信，甚至对“病情正在加重”这话感到很生气。扁鹊无奈只好走了。
又过了十天，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他看了看桓公，说道：“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将会恶化。”桓公仍旧不以为然，他根本不信“病情变坏”这样的话。
又隔了十天，扁鹊第四次进宫。他刚一看到桓公，二话没说，扭头就走。这可把桓公弄糊涂了，于是立马派人前去询问。扁鹊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灸敷容易治愈；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至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大权在阎王爷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道，手到病除，必将招来祸害。”
又过了五天，桓公果然感觉浑身疼痛。他见情况不妙，立即派人前去召扁鹊来治病，但扁鹊已逃到了秦国。桓公后悔莫及，最终在病痛中死去了。
“巇始有朕”，蔡桓公的病在肌肤处的时候，可以说是最佳治疗时期。等病到了肠胃处，虽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但仍然有药可救。但病到了骨髓处，就是扁鹊这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
治病如此，我们日常的行为处事也是如此。当我们发现一些不良的问题时，应正视问题，及早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否则，一点小问题最终也会酿成大祸，到那时，就无药可救了。
鬼谷子说：“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上至一国之事，下至个人之事，这句话都有其正确的意义。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某些矛盾时，我们应先考察矛盾是否可以“治”，若可以“治”，则可“抵而塞之”以解决，若不可“治”，则应坚决地“抵而得之”。
四、时有可抵，则为之谋——“乘虚而入”的攻心诡计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自从天地之间有了“合离”“终始”以来，万事万物就必然存在着裂痕，这是不可不研究的问题。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用“捭阖”的方法。能用这种方法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是天地的使者。当世道不需要“抵”的时候，就深深地隐居起来，以等待时机；当世道有可以“抵”的弊端时，对上层可以合作，对下属可以督察。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这样就成了天地的守护神。
万事万物皆有“巇隙”，在敌我较量和斗争中，完全可以凭借慧眼找准敌方的矛盾和空隙所在，然后乘“隙”而入，以敌方内部矛盾作为突破口，大做文章。这便是“时有可抵，则为之谋”的含义。聪明的人在和对方较量时，不会硬碰硬，而是会在敌方陷入困境时，乘虚而入，乱而取之。
春秋时期，吴主阖闾因得到大将孙武、大夫伍子胥、太宰伯嚭的辅佐，使得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在此之前，楚国自恃国力强大，而对吴国垂涎三尺。吴王阖闾虽然十分愤怒，但碍于国力弱小，只好忍气吞声。公元前512年，阖闾认为吴国已经十分强大了，完全可以和楚国一争高下了，便想出兵攻打楚国。于是，他召集孙武、伍子胥、伯嚭三人进殿，商议出兵大事。
孙武说：“现在远征楚国，恐怕还不是时候。楚国地大物博、兵多将广、国力雄厚。而我们不仅国家小，人口少，而且物力不足。您要真想打败楚国，起码还需要准备几年再说。”
善用计谋的伍子胥发话了。他虽然同意孙武的看法，但他认为如果马上出击的话，也未尝不可。于是，他便提出了一个“疲楚”的妙计：把吴国的士兵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扰楚国的边境，一军返回，另一军立刻出发，这样，自己的军队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整，而楚国的军队因为连续作战，定会疲于奔命，劳苦不堪。到那时，吴军便可乘虚而入，一举打败楚国。
在一边的孙武和伯嚭认为此计可行，遂都表示同意了。于是，第二年，阖闾就开始为了实施伍子胥的“疲楚”计划作准备了。他先是派一支部队袭击楚国的六城和潜城，楚王得知后，立马调兵前去援救，可还没等楚军赶到，吴兵却早已离开了潜城，攻破了六城。楚军只好无功而返。过了没多久，吴兵又派兵攻击楚国的弦，楚王闻讯后，又急忙调兵奔走数百里援救弦。可援军还没有赶到弦，吴兵就已经班师回国了。楚王气得火冒三丈。这样的“疲楚”之计，吴国整整做了六年。六年来，完全处于被动的楚国士兵不得不四处奔走征战，结果被弄得异常疲乏，战斗的激情早已消失殆尽了。
公元前506年，楚国派兵攻打蔡国，蔡国国君情急之下，便联合唐国向吴国求救。阖闾认为出兵攻楚的机会来了。于是，再次召集伍子胥、孙武和伯嚭商议出兵之计。同年冬天，阖闾亲率伍子胥、伯嚭、孙武，倾全国的军队6万多人誓师伐楚。
而此时的楚军却因为连年作战，实力大减了。他们在声势浩大的吴军面前，毫无战斗力，屡战屡败，而吴军却越战越勇，长驱直入。决战时刻，吴军士气旺盛，而楚军却战战兢兢，气势全无。决战刚一打响，楚军就土崩瓦解了。楚将死的死，逃的逃。吴军乘胜追击，接连在郧、随一带和雍澨大败楚军，随即渡过汉水，迅速攻占了楚国都城郢。楚昭王无奈之下，只得弃城逃跑了。
伍子胥不愧是足智多谋之人，他巧施疲楚之计，令楚军元气大伤，实力锐减，然后让吴军乘虚而入，一战即胜。对于当时的吴、楚两国来说，吴国虽然国力已很强大，但和楚国比起来，还是有一段差距，对此伍子胥心知肚明。如果吴国和楚国硬碰硬，则毫无战胜的把握，最有把握的做法就是先将楚军拖垮，楚军疲于迎战时，便是猛力出击的绝佳时机。
正所谓“时有可抵，则为之谋”，趁敌人最虚弱的时候出击，胜算往往很大。隋文帝也是一个深通此理的人。
隋文帝是胸怀大志的皇帝，登上皇位之后，一心想统一天下。然而，在当时，隋文帝的力量还很单薄，而北方的突厥人还屡屡南侵，搞得隋文帝心神不宁。于是，他便制定了先灭突厥、后灭陈国的战略方针。
隋文帝在与突厥交战期间，对陈国十分友好。每次抓获陈国的间谍，不但不杀，还十分优待；有人来投靠隋朝，隋文帝也是立马拒绝。与此同时，隋文帝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简化了政府机构，鼓励农耕，提倡习武，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
突厥一灭，隋文帝就开始着手准备攻打陈国。由于气候的原因，江南收获季节较早，每次到了收获的季节，隋文帝就开始大肆宣扬将要攻打陈国，消息传到陈国，陈国便不顾农忙，急忙四处调兵，结果错过了收割时间，粮食都被荒在地里了。
由于江南的粮仓多用竹木搭成，于是隋文帝就屡次派人潜入陈国，放火焚烧。就这样，经过几年的折腾，陈国的物力、财力大受损失，国力日渐衰微。与此同时，隋文帝还让杨素为水军总管，日夜操练水军。为迷惑陈军，屯兵江边的隋军每次换防时都故意弄得大张旗鼓，假装成即将要渡江作战的样子，弄得陈军整日惶恐不已。就在即将渡江的前夜，隋军又派人潜入陈国，进行骚扰和破坏，使得陈国军民不得安宁。
虽然已经到了危难的关头，但陈国国君陈后主却视而不见，依旧醉生梦死。陈国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公元588年10月，隋文帝自感时机已经成熟，便下令水陆两军共51.8万人，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八路向陈进攻了。当隋军的战船抵达长江南岸时，陈国守军还在酣睡，丝毫不曾察觉敌人已经来犯。隋军未遇抵抗，一路高歌猛进。第二年的正月，就攻克了陈都建康，陈后主被俘，陈国就此灭亡。
与人对峙，切不可鲁莽行事，聪明的人懂得耐心地等待时机，待对方出现漏洞时再进攻。这就是“乘虚而入”的道理。攻击别人时，要选一个恰当的时机，就如故事中的伍子胥对吴王提出的计策。既然楚国国力远远强于吴国，那么吴国直接进攻楚国，自然得不到半点便宜。但是，如果趁楚国国力和兵力极度虚弱之时再进攻的话，楚国自然就不再是吴国的对手了。
我们在和别人较量时，自然也不能硬拿鸡蛋去碰石头，选在对方最虚弱的时候出击，岂不是胜算更大？
谁与谁亲密，谁与谁疏远，谁与谁友好，谁与谁相恶……详细考察对方的愿望和想法，了解他的好恶，然后针对对方所重视的问题进行游说，再用“飞”的方法诱出他们的爱好所在。最后再用“箝”的方法把对方控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