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世界的整体化是指，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一个国家发生的变化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每一个国家。马克思曾高瞻远瞩地预见了世界历史的这种整体性，他说：“每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在当代，借助于信息革命、交通革命和世界市场，交往方式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达到了古代和近代所无法比拟的程度。人类不再由于高山、大洋的间隔，由于交通和信息传递的困难，而处于独立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发展状态。被纳入世界历史潮流之中的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成为世界有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一颗土豆和一袋土豆的关系（因为一袋土豆只是机械的组合，而有机整体和它的组成部分的关系与机械的组合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各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日益获得了有机整体和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有机整体和它的器官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事件都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前提”，是世界综合因素与国内因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事件本身又以自己的新形式、新姿态，引起这些国家以至世界“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使其“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从当代交往的层次上看，类型不断扩大，不仅不再限于契约交往、血缘交往和战争交往这些传统形式，也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政治交往这些近代形式，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到科学交往、文化交往、情感交往和信息交往等形式。与此相适应，还产生了许多新的交往实体、交往“系统质”。在交往不发达的时代，形成的是民族市场、民族文学、科学的单线发展、民族语言、方言等等，而在现当代，则产生了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世界文学、同一符号和公式化的科学用语、世界语等等。
从当代交往的质上看，一方面由于交通和信息手段的发达，可以跟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交往，不再产生“望洋兴叹”、“远隔重山”、“天涯海角”之感，另一方面，当代交往中也可以不拘泥于直接的形式，而是采取间接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技术方式，去收集信息，达到彼此交往的目的。两种方式取长补短，就把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结合起来了。与此相联系，当代交往中还出现了空间扩大和空间浓缩相统一的新特点。一方面，由于科技的发展，当代交往空间无限地扩大，人类已开始探索“星外文明”、“走向宇宙”，建立太空城，空间范围远远超出地球，另一方面，在当代交往中，空间又浓缩化了，人们可以通过电脑走上信息高速公路，在小小屏幕上展开全部交往活动，或者把全部交往信息收集起来。空间扩大和浓缩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达到了奇特的统一，这是人类交往方式发生的革命性变革。
当然，世界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齐一性。相反，在当代，人们总是带着民族的、个体的爱好和需要，以不同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卷入到世界的整体竞争中来的。当代交往一方面具有整体化趋势，同时也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和个体化的特色。这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却是相反相成的，是整体性和个体性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辩证统一。
（二）节奏的加速变化
节奏是人们社会活动的时间规律，它表现为各种活动的时间长度、变化程度和发展速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节奏，从节奏的变化中可以集中地体现出时代的变化。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节奏是缓慢的，它以自然节气的变化为自己的基本格调。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社会节奏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跳动着，春种秋收，冬闲夏忙。这种自然节奏又扩大为循环的历史观，正如春夏秋冬无限循环更替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事兴衰，按一定节奏轮流周转。
工业社会的兴起，使社会的节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农民离开土地的大规模的“流浪时代”，机器生产吸引着这些游民，人类由自然节奏时代进入到工业节奏中。隆隆的机器不停地运转，连续的流水线作业调节着千百万人的行为节奏。社会活动高度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按照机器运转的节奏来规划人的节奏，充满着全部丰富性的人性仅仅被当作“机器人”、“生物人”。这是工业节奏的最终后果。
而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社会节奏更加加速度前进化，同时，节奏的基调和核心再也不是自然界，不是机器，而是科学和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体现出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现代社会活动节奏的特点主要是：
周期加快，这表现为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时间越来越短。在19世纪以前，从科学的发明到投产往往要用近百年的时间。例如，蒸汽机从1680年发明，到1780年才正式试用。而在19世纪后周转节奏则日益加快，从发明到投产，电话用了50年（1820～1870），电子管31年（1884～1915），汽车27年（1868～1895）。进入20世纪，情况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发明到投产，雷达用了15年（1925～1940），电视机12年（1922～1934），晶体管5年（1948～1953），原子能利用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建成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只有3年（1939～1942），激光从在实验室里发现到在工业上获得应用仅用了1年，而近年来微型计算机领域仅隔6个月就有新一代产品问世。这种加快的周期节奏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科学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二是由原来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结构变成科学—技术—生产。
更替加速在当代，节奏加快不仅体现为周转节奏，更重要的是更替节奏。正如邓小平所说：“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10年的发明就要超过历史上300多年的总和，一个人的知识假如停滞不前，在5年的时间里他所掌握的知识就有60%会老化；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中，一个5年前得心应手的人，5年后会变得很不适应。同样，由于发明的速度快、信息多，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事实，当一项发明做出后，突然发现这是几年前其他地方早就做出的发明。所以，在迅速更替的节奏中，信息的收集、查询、处理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能避免人们的重复劳动。正是基于此，邓小平说：“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重要。”
及时性加强节奏的迅速更替和周转导致了时间观念的加强。人们越来越注重时间，及时性原则成为人们行为的根本原则。它是由信息原则、反馈原则、控制和调控原则构成的统一体，要求人们迅速地收集各种信息、及时反馈，立即把获得的信息用来对自身的行为、目的和手段进行调整。因此，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实质上是现代行为方式、活动方式的必然产物。它体现出当代活动节奏的动态性、时效性、调整性。社会活动节奏加快，无疑对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感和思维方式等产生广泛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不能不随着时代节奏的加快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感到极不适应或被淘汰。
（三）社会的智能化
前文说过，当代科技革命的核心是微电子技术的革命或者说是计算机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主要还不是减轻或替代人的体力，而是替代或延伸人脑的部分功能，是一场智能革命，它开辟了智力解放的新时代。在当代实践中，知识的产生、积累、传播和应用，信息的接受、筛选和利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统计，进入6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到90年代初，每年出版的图书已达50多万种，每年发行的科学杂志超过10万种，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500多万篇，每年公布的专利达70多万件。80年代，科学技术作用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在一些发达国家为60%～80%，约有3/4是靠科学技术实现的。从整个世界来看，实践活动的经验型正在向知识、科学非经验型转化，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知识生产、智力生产为主的历史阶段。
当代实践的这一特点同样对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活动方式也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它的牵动下，社会经济结构、劳动者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以及人的活动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产业结构，传统工业像汽车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等日薄西山，被称之为“夕阳工业”；相反，适应现代节奏的以高技术为基础的高智能、高信息化的公司或企业却雨后春笋般兴起，如日本的“硅岛”、美国的“硅谷”、“硅岸”、“三角研究区”、“波士顿128号公路”等著名的新产业中心，它们以技术更新、产品更快、成本低、机动而具有生机和活力，从而被称为“朝阳工业”。再如就业结构，美国的白领工人已超过蓝领工人，用电脑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4000亿人年，即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能完成工作量的200倍。电脑已走向工厂、办公室和家庭，这不仅提高了工作、生活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包括管理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四）发展的多元化
随着时代的前进，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了，人们的生活可供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这是同现代实践水平的提高，同现代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发展的多元化首先源于可供选择的机会多样化。在当代，随着人们知识的丰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出现了极富个性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的选择日益增多，那种狭窄的只能二者择一的社会正在逐渐解体。当代社会的发展，“多种选择”的社会正在形成，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发展的非单一性和多样化，不再是二者择一的单一化选择了。
从发展的单一性到发展的多样化，从选择的单一性到选择的多样化，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马克思早就论证过，在一个生产力和交往活动不发达，社会实践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和民族里，要发展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如果发生一些突然事件，如天灾、人祸和战争，都会使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减慢和倒退，已有的发明失传，这时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发展生产力和社会文化。而且，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的生活地带是狭小的，并且是封闭的，彼此之间没有或很少交往，他们在各自的孤立状态下所进行的发明、创造也往往是重复性的，形不成借鉴和互补，因而是单调的、缺乏多样性的。因此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几乎没有可供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社会发展表现为某种单一的过程。
在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与可供选择机会的多样性是一种普遍的趋向。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显示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呈现出非单一化的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社会发展具体模式越来越多，没有一成不变、只能做如此的选择而无他途的僵化模式。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看，都走过了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模式，如苏联、东欧模式、日本模式、西欧的英法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形成，有的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的得益于特有的地理环境，有的利用了不可多得的时机，有的采取了独特的措施。但他们都没有涵盖和解决广大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因此，诸如中国这种类型的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中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借鉴别国的经验，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子，形成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而且进一步说，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其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经济生活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并非是单一化的，而是变得日益丰富、生动和多样化了。
四、全球化对“后发展”问题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进程呈现出愈加复杂的情势。那些关于世界“一体化”的期许和寄托，犹如梦幻一般被新的、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的矛盾、纷扰，甚至是对峙和仇恨所击碎。给人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影响是，某些大国对人对己双重标准的霸权行径，以谎言和杜撰为理由和依据，其实别有图谋的武力占领，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些国家之间无休无止的无谓争论，茫无头绪的冤冤相报，以致造成更多的民族心理的撕裂，或加大了异质文化的冲突，我们这个号称“文明的时代”充满了不文明的声音和举动。但与此相映成趣的另一个特异现象是，“区域意识”愈益凸现，区域观念得到加强，区域合作更加密切。过去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区域合作组织，持续发挥影响，而一大批新型国际区域组织渐次成立，合作范围得到扩展，合作层次愈益多样，这反过来又使“区域意识”更加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