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尽管我国现代化的路子并不平坦，大起大落，但纵观中国现代化全部160年的历程，我们发现中国这50多年的发展进程是最快的，成效是最显著的，所呈现的态势也是最复杂的。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自身的特点，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思想和运动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和追求。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伴随着其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话，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和现代化研究也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萌芽和发展的，两者之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
一、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提出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中间经过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出现了三次现代化的局部断裂，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自19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辛探索，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兴盛起来，并初步创建了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现代化运动和现代化理论就成为热点。海外的现代化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很快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兴奋点。参与人数之众，涉猎问题之广，发表成果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可能是近二十多年来引进的任何一种海外学术理论和方法都不能企及的。
由于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同，导致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看法分歧。仅以中国现代化开端为例，有的认为是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的，有的则划在1840年鸦片战争，有的则把1800年作为大致的界线，还有人远溯到明清之际。学术界对上述基本概念理解和使用上的混乱，虽然是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刚刚被运用到研究中常有的现象，但却对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对话造成了障碍，亟待统一规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主要概念及理论框架，基本上是从欧美等海外理论界引进的。国内学者在运用它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现象时，若稍有失慎，就可能导致美籍学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曾经提醒过的那种状况：“当我们不加思索地使用源自西方的术语时，我们也就可能戴上了贴着‘西方制造’标签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方中心观”的影响之一是颂扬改良，鄙薄革命。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没有成功地走上现代化道路，似乎不是外国列强侵略、剥削中国造成的，倒是中国频繁剧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打断了列强扶植中国政府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几次绝好的发展机遇。这样的观点虽然貌似新颖，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近代中国革命浪潮澎湃，并非是中国人天生喜欢革命，而是不革命就不能获得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就不能扫清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西方中心观”影响的表现之二是潜在的外因决定论倾向。有的学者强调指出，尽管中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某些新经济因素，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稳定结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这些新因素未能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定势，因而始终未能从社会内部冲破坚硬的封建专制结构的外壳，自行缓慢地向资本主义过渡，由此决定了19世纪以来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巨变，完全是靠异常强大的外来因素所推动。既然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其推动力又来自外部，于是，外国列强侵华的客观积极作用，就在马克思的所谓西方殖民主义对亚洲国家的发展具有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历史使命的名义下被肯定下来。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观”业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有的从理论上进行校正，有的则通过历史考察予以辩驳。他们指出，近代化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中国自明清以后就开始了向近代化转型。西方近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他民族和国家不可能进入近代社会，更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社会内部不具有走向近代化的因素，或一定要按西方的道路才能进入近代化。不论这类观点是否全面，能否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但确实反映了学术界一部分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观”的不满予以纠正的努力。
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征
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内涵，而它们之间又交融互摄、彼此渗透，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演绎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经历了现代转型从迂回迟缓期到快速急进期的变化。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具有区别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
第一，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的防御性反应。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中国，使中国面临旷古未遇的国防危机，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就开展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力图通过现代化的途径壮大自己的实力，以此抗击外敌入侵。如果说，西方英美等国家的现代化是早发内生型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后发外生型。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军事威胁，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使中国现代社会开始转型，中国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对这种危局的防御性反应。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工业化，是从较易实现原始积累、赢得利润的轻工业起步的，而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则开端于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建的第一批现代化工厂，如1865年李鸿章设于南京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设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设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1876年崇厚设于天津的北洋机器制造局等，都是制造枪炮、弹药、舰船的军工厂。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机器工业也全然是这种“兵工洋务”的产物，如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武汉建立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便主要是为“强兵”而设。湖北枪炮厂自不待言，张之洞设铁厂也是出于这种认识：“今日之铁，明日之械”，“今日之铁，明日之轨”（铁轨，指芦汉铁路，而修此铁路的主要目的又是运兵）。后来建立的“纱布丝麻四局”等轻纺工业，虽号称“求富”，但其利润也主要用于填补铁厂、兵工厂的巨大财政亏空。
第二，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自身社会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形下，由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国度，19世纪中叶，中国并没有达到实现现代工业成熟的社会条件，但因为抗击外敌入侵，政府必须通过强制的手段提升工业化。由于中国是在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兼容的情态下开始实施现代化的，因而需要倚仗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导致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作用异常突出，从而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现代转型。晚清的早期现代化，在中央是由奕劻、文祥等较早与洋人打交道的皇族亲贵主持的，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掌握朝中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地方上则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实际操办，继起者还有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也都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吏。上海、天津、武汉之所以成为晚清现代工商业的三鼎足，除三地特定的区位优势、西洋势力的渗入等因素外，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坐镇也直接相关。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与军政强人的活动关系密切，以致人存事兴，人亡事衰，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大起大落以致中断。这是政府大力干预的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张之洞离鄂，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渐降，张氏本人有此预言，以后的历史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洋务运动后期巨擘张之洞干系甚深，人们为此盛赞张氏的功勋，但张氏在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个人作用，正埋藏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坎坷性的伏笔。这是我们在考察这段重要史事时应予特别关注的。
第三，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成长，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和官府的制约。由于中国现代化是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官僚资本被视为“正宗”，民族资本则被打入“偏室”，外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挤压，内受官府的制约，生存条件极为艰难。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段时间得到较舒畅的发展，纺织、面粉、火柴、香烟、日用百货等轻纺工业有长足进步，但从近现代大时段观之，民族资本处境堪称艰难困顿。武汉著名商号“曹祥泰”的日用百货制造业，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抗日战争则跌入低谷；裕大华集团在一战前后颇有拓展，之后却饱经磨难，屡遭挫折；号称“地皮大王”、自称“创造了汉口”的刘歆生，其房地产事业于清末民国初势头甚健，不久即一再败绩，地产大部典卖；其他如创办震寰纱厂的刘鹄臣兄弟、创办一纱厂的李紫云、轧花业巨头周文轩、建立民营机器厂的周仲宣、商界闻人驾衡夫、周苍柏等，也都是企业初创有成，一度颇具规模，终因战乱、天灾、政治变故或自身经营不善而一蹶不振，甚至全然倒闭。这与同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日本相比，形成明显差异。日本的民族资本，如住友、三井、三菱等财团，自江户时代兴起，经明治时代大发展，直到今天，近两百年间蓬勃运行，遂成威震全球的大企业集团。现代文明需要一种稳定的、渐进的积淀过程方能形成大气候，而中国及武汉缺乏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的长时段积淀过程，许多民族企业都是“断尾蜻蜓”，武汉的民族资本家没有一位成为彪炳经济史册的大人物。这是我们回首中国及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时的一种深切感受。这种遗憾的造成，固然导因于战乱频繁等客观条件，但也与国际政治一再出现大幅度摆动，从而造成对民族资本的惨重杀伤直接相关。前车之鉴，不可忘却。
三、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及运动的发展脉络
在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最初阶段，国人对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的认识，是十分蒙眬的，而且是在儒学的思想框架内进行思考的。鸦片战争后，面对生机勃勃、来势逼人的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国人痛定思痛，图谋变革。自此，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在激愤、焦虑和仓促中艰难起步。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大交汇、大碰撞中渐次展开的。如何认识和把握古今中西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中国这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不同于英国、法国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特殊课题。我们认为，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已经揭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纲领的实质，而19世纪90年代风行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则是这一纲领的完整表达。
中国人初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从本土古已有之的仁义道德在异域番邦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开始的。因此，在认同现代化的文化思路方面，中国人必须要同时完成两层意义上的跨越。其一，在古今关系上，要跨越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历史观；其二，在中外关系上，要跨越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夷夏”观。而这两层意义上的跨越，都不得不面对政治保守派和民间习惯势力的顽强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讲，导引中国早期现代化得以艰难推进的文化纲领，正是思想观念方面力图打破坚冰、开辟航路的产物。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已经认识到“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西学补充中学。给“大一统”的封闭、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尽管它是在“非外”的心态和思想情绪支配下被迫进行的，但毕竟是一种萌芽的现代化意识和观念。在“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等思想的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近代中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先后建立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务局、天津机器局等大型新式军事企业。同时，译“洋书”、兴“洋学”、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炼钢铁，作为抵御外敌、富国自强运动的重大举措。“洋务运动”实质是以发展军事工业开启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以国防现代化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进程，实现了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跨越，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但是，由于他们对“夷”之“长技”看得过于简单，以为只须向闽粤两省派些精兵巧匠，“一年而可习，二年而可精”。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种种社会改革主张，正如龚自珍自己所评价，“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思想认识依然停留在中古时代的水平。20年后的冯桂芬，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明显比龚、魏有了质的深入。不仅承认坚船利炮不如人，而且承认“人无弃才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必符不如人”。在提出“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等具体建策的基础上，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体”、“用”词汇，但十分明确地表示了移花接木地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之“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体”相嫁接的思想。19世纪70年代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沿着冯桂芬的思路继续推进，一方面呼吁发展工艺科技，振兴商务外贸，建立新式学堂，甚至提出仿效西方实行议会制度，另一方面仍坚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们超出冯桂芬之处，在于运用了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中的道、器、本、末、形而上、形而下等概念来说明古今中西文化的优劣、主从关系，理论色彩更加鲜明。“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