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至3月间，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上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上两次提到“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党在“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概念和构想，但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或者从属于工业化，或者是解释工业化，或者是工业化的同一语，党并没有变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从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党开始变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认真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于对当时国防形势的判断分析，毛泽东在读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1960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广州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及中南局同志在读书时，提出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这种提法较以往更为准确、更为科学。
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党不得不集中主要力量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这就是此后两三年内，党没有强调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主要原因。1963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要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同年12月闭幕的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四个现代化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成为全国人民自觉行动的口号。
按照周恩来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设计，我国准备从1966年起开始用“巨大而又稳重的步伐”进行建设。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影响了这一进程。直到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以惊人的毅力，向全国人民重申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这再次激起了全国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斗志。但是因为“四人帮”的阻碍和破坏，“四化”任务又一次受到严重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党的“十一大”和1978年2月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重申了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且把它规定为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重新确立后，怎样实现？党中央认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基本国情出发。首先，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可能在20世纪末全部实现，而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其次，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此外还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根据，对四个现代化和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进行了更为全面而科学的概括。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在四个现代化的顺序上，恢复了党最初关于四个现代化提法的顺序，把“工业”放在“农业”的前头。这种变动是符合四个现代化客观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工业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农业现代化要依赖于工业现代化去装备和改造，先有工业现代化，然后才有农业现代化。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并认为到第三步基本实现的时候，就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三大”以后，“四个现代化”一语就很少提及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早在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首次系统阐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第三步战略目标不同于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它是一个跨度50年的动态目标，是以世界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为参照系的，而且在内容方面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于跨度50年的目标进行了总体构思，提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十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对策措施中，根据时代发展趋势和要求，提出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设想。这表明我们对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三、中国“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建立
1979年后，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从封闭式现代化向开放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转变，中国现代化运动从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大变革时代，既呼吁科学的现代化理论的支持和指引，也为产生这种理论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由此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学科，无论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还是哲学、法学和历史学领域，都深入开展了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
中国学者也对传统现代化理论做过精彩的总结与概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原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渠先生。罗先生以其深厚扎实的历史学功底，发表了大量有关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研究的论文，撰写、主编和主持翻译了十余部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现代化新论》是罗荣渠逝世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罗荣渠先生的遗著。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基石，标志着中国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学派的初步建立。
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发展观为依据，明确界定了“现代化”的历史含义。关于“现代化”概念的确切含义，在西方现代化论者那里是众说纷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也没有对其作过专门论述。罗先生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一进步——发展观，指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的广义含义是指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它的狭义含义是指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采取高效率途径，通过广泛的经济技术改造与社会改革，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新环境发展的过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革命或工业化，但现代化不等同于工业化，其涵盖面超过工业化。现代化同样不等于“西化”、“资本主义化”，因为追求工业文明是全球现代历史进程的共同特征，并非仅仅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2页。在明确了“现代”的含义后，罗先生进一步阐释了“现代化”的历史含义，他把传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民主化、法制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基本特征。
第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新发展观——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一直把世界历史演进描绘成一种单线序列，即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接着一个的“五种生产方式”或“五个阶段”序列。在西方现代化论者那里，现代化被看作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单线演进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由于过去长期在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也是用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演进来解释世界历史。针对这一单线图式，罗先生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研究了现代化这个当代中国的大课题，他通过对现代化进程内涵的理论探讨，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即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他指出：这里所说的“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在这里，三大生产力形态（指原始生产力，即自然形态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即半自然半人工形态生产力；工业生产力，即完全人工形态生产力）引导出的历史演进阶段，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一般必经的顺序和阶段。这就是说，大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构成社会发展的客观限界和共同特征。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第一性的，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元性”的中心意思。“多线”，是指在同一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和动态的。这就是社会发展“多线性”的中心意思。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罗先生还结合现代化动力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解释近现代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他认为：可以把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大致表达如下：（1）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因，社会的全面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当一个民族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一般的也达到它的社会生产的高峰，但生产力并不是按直线发展的，单纯的生产力运动也不可能改变生产方式。（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于又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统一中，两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3）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发展能量和弹性，现代生产关系也是如此；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在相同的生产关系的结构下的生产力在发展水平上也有高低不同。（4）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与落后具有客观可比性，可以找出科学的衡量标准，而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则只有相对意义，它的可比性一般取决于社会公正原则，归根到底，取决于解放生产力的程度。（5）在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形式的转换导致革命性变革，无论是生产关系严重落后于生产力的水平，还是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冒进与超前，都会导致生产力的破坏。（6）现代生产方式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双都处在相关的量变的过程之中，甚至发生局部性质变化也是有可能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0页。
“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是在吸收20世纪人类知识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系统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它坚持以生产力而不是以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为标准衡量社会发展的程度，强调大工业生产力所引起的人类社会革命性变化。它论述的重点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多线性”和造成现代化多模式、多路径的多因素互动作用，其中，多线发展和多因素互动相辅相成。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这样，它一方面坚持了唯物论立场，另一方面突破了长期以来贯穿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科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或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架构。它是在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站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通观世界整体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形成现代化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