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布莱克根据现代化领导者在获取权力，以及在履行其纲领时所面对的政治问题的特征，提出了划分政治现代化模式的标准，即：（1）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从传统向现代化领袖转移的时间早晚；（2）现代性对该社会传统领袖的直接政治挑战是内部还是外部；（3）该社会在现时代是热心于疆界和人口的连续性还是经历着领土和人民的根本重组；（4）该社会在现时代是自治还是经受着拖延的殖民统治；（5）该社会的传统体制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现代性各种功能。根据上述划分标准，他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现代化划分为七种范型：（1）英国和法国，率先进入政治现代化，未受到激烈的外来干预，变革依据的是国内各种利益的冲突与平衡；（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政治现代化的最重要特征是这些社会脱离了母国的传统社会结构；（3）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波兰等欧洲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受到外国模式的决定性影响，而且民族建设的过程漫长而艰难；（4）阿根廷、墨西哥等拉丁美洲20多个国家，政治现代化受外国影响的程度更深，尤其是受到第三范型社会的影响；（5）俄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等国家，政治现代化未直接受外来的干涉，但受率先现代化的社会间接影响而进行现代化，本质上是自主地实现现代化，而且具有源远流长的领土与人口的连续性；（6）埃及、印度、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历过殖民统治，充分发展的传统文化在适应现代功能的过程中能够与更现代的监护社会的文化相互作用；（7）次撒哈拉沙漠和大洋洲近50个国家和地区，也经历过殖民统治，没有充分发展的宗教、语言、政治体制，面临现代性挑战时不容易适应现代条件。\[美\]西里尔·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
亨廷顿明确区分了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三种模式和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五种模式。关于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方面，亨廷顿根据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权威合理化、结构区分化和参政扩大化三项内容的发生顺序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划分了三种模式：（1）欧洲大陆模式：权威合理化和结构区分化明显先于参政的扩大，现代国家取代了封建公国，对国家的忠诚取代了对教会和王朝的忠诚，强调的是职能的区分和权力的集中；（2）英国模式：英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在性质上与大陆模式相似，实现了权力集中化，但权力不是集中于国王而是集中于议会；（3）美国模式：美国的参政扩大要比欧洲早，而且范围也广泛得多，但最后实现传统政治结构现代化，强调的是职能的融合和权力的分立。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亨廷顿根据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平等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划分了五种模式：（1）自由模式：即学习美国经验，通过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提高福利水平，达到更平等的财富分配，实现政治稳定和广泛的政治参与，这种模式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2）中产阶级的模式：即优先满足新兴的城市中等阶层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可以促进经济迅速增长和政治短期稳定，当政治参与扩大到城市和乡村其他阶层时，政治现代化就面临“大众的模式”或“技术统治的模式”的选择；（3）专制的模式：即通过政治权力压制城市中等阶层的政治参与，鼓励经济增长，通过促进社会经济平等来争取城市和乡村其他阶层的支持，当其他阶层日益壮大并追求更多的政治参与途径时，政治现代化也面临“大众的模式”或“技术统治的模式”的选择；（4）大众的模式：即维持低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而推动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和促进社会经济平等；（5）技术统治的模式：即限制政治参与和容忍社会经济不平等扩大而强调经济快速增长。此外，还有寥寥成功了的革命政权模式，即政治参与急剧扩张、收入和财富彻底再分配，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平等的冲突。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根据政治能力、政治参与、经济增长速度与分配四个方面的指标差异，概括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五种模式：（1）民主的平民主义模式：即建立议会民主型政权形式和市场经济，包括亚非拉的多数新兴国家如印度、加纳等，有些国家遭受军事政变向独裁—技术型转变，如印度尼西亚；（2）独裁—技术型模式：即取消竞争性的公民参政，强调提高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通过税收、投资、工资等政策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忽视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如巴西；（3）独裁—技术—平等型模式：即在第二种模式的基础上注意促进社会经济平等，如秘鲁和韩国；（4）独裁—技术—动员型模式：即通过政党实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如古巴、墨西哥、坦桑尼亚；（5）新传统主义模式：即延续传统社会基本结构和文化，或者是军官集团引进现代军事组织和技术以维持统治，或者文官集团通过在农村传统的部落和村庄结构中活动的政治机器建立自己的控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慢，经济增长率和识字率低，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我国学者罗荣渠教授在其《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把政治现代化概括为四种主要模式：第一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它以英国为典型，大多数西欧、北美和原来英国自治领地国家基本上属这种现代化模式。第二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它以苏联为典型，20世纪50～70年代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均属这种现代化模式。第三种是“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种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特征的“第三种模式”。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161页。在后来的《现代化新论续篇》一书中，他又提出第四种新的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70页。他认为，东亚的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突入，使东亚被逐步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于是东亚才被卷入了世界巨变的大潮，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变的过程，也即从自身衰败化、边缘化与半边缘化，走向革命化和现代化。不过由于前面的三个进程的程度各国有所不同，从而出现了基本相同，但各有区别的日本型、韩国型、中国型、混合型（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特殊型（城市型，即新加坡）等五种不同类型的东亚现代化模式。罗荣渠认为，任何现实的社会发展模式都是复杂的动态结构，不是一次就形成，也不是一形成就一成不变。在分析现代化道路和进程时，既要认识人类历史发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又要看到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多向度和动态性，即“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罗荣渠的模式划分是粗线条式的，却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我国另一位中国现代化研究学者钱乘旦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把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模式概括为四种：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北欧国家、低地国家和原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均属此类模式。另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跳跃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此外，苏联、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属此种模式。第三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被动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与此相仿，意大利和日本也走了类似的政治现代化模式。第四种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跳跃发展与渐进改革、被动发展可能并存或交替存在的“复杂发展”或全面创新的“全新发展”的政治现代化模式。钱乘旦等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61页，208～223页。
上述几种政治现代化模式，是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政治现代化而得出的。对于我们分析世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然而，各种分析模式均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在摩尔的分析模式中，缺少了对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新模式的概括，同时，将中国与俄国的模式概括为“农民革命+极权主义”模式，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中俄两国，特别是俄国的情况。布莱克的分析模式忽视了普通公民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罗荣渠先生的分析模式不仅仅是专门针对政治现代化的，而是一种包括政治现代化广义的社会现代化模式的概括。钱乘旦的分析模式抓住了以英、法、德三国为典型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之间的根本特征之区别，但它存在两个基本缺陷：一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用“渐进发展”、“跳跃发展”和“被动发展”去概括英、法、德三国及与此类似的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有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的不足，也即英国不仅有“渐进发展”，也有“跳跃发展”，法国不仅有“跳跃发展”，也有“渐进发展”，德国虽然主要是“被动发展”，但也有“主动发展”的动力和过程。
武汉大学施雪华教授将政治现代化模式分为既有模式、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他认为，从空间次序去分析各国各地区政治现代化模式，比较接近各国各地区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若从空间次序上去分析政治现代化，其实践模式可分为欧美型、苏东型、德日型、北欧中欧型、东亚型、中国型和其他发展中型等七种模式。参见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其中“中国型政治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是中国内地。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摧毁旧的专制极权政治体制，然后通过长期的和平改革（包括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建立起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价值核心，以人治与法治、集权与分权、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结合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这种模式的动力是革命与改革的结合。这种模式的建构过程也是突变式革命与渐进式改革相结合。这种体制有其脆弱性，故当党内和外部（国内和国外）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时，常常要采取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来巩固这种体制。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外压力将会更大。参见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建国初、更不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在中国正在渐进建构中。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将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并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人治渐进走向法治，从集权渐进走向平衡，从一党制（“文革”期间）走向真正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础之上。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绝不同于欧美型，也不同于苏东型，更不同于东亚型和其他型。这确实是一种吸收了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民主政治的精华，同时又结合中国国情（历史与现实）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参阅\[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研究。每个国家只有选择了一条适合本国独特历史与现实发展可能性的政治现代化道路，才有可能顺利实现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的转型。而所谓“现代政治体系”虽然有一些基本衡量指标，但也并非每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均是整齐划一、完全相同的。所以，政治现代化模式实际上是各国传统政治通过体制转型来更适应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一部分，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政治体制形式变迁的道路或途径。与政治现代化内含的价值相比，政治现代化模式本身只是达到其价值的工具和手段。
我们不仅强调不同国家和民族政治现代化的模式多样性和独特性，我们也强调这一过程中政治现代化特别是政治动员具有的共同价值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一个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其政治现代化往往受外部文化冲击而诱发，而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许多来自政治现代化启动较早的西方国家由其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形成。政治现代化的“本土”和“全球”性本质冲突是必然的，而其融合也是必然，后发展国家应该将早发型国家政治文明作为参照系的同时，努力维护自身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通过积极地借鉴、吸收“全球”政治现代化因素而建设现代化的“本土”政治机体。
四、政治现代化的作用
政治现代化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与经济、文化、国家的自主性以及社会的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因而，政治现代化对其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政治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