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主要是从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来解释现代化。这些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制度的演化与变迁是这一研究方向的支撑点。提出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同质化、革命化、进步化、全球化与不可逆化的过程。主张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分权化与秩序化，强调政府权威的合理性与政府能力的有效性。在这期间，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上，虽然也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那些政治特征，以及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政治差异，但总起来说，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所设计的政治发展的目标方案，基本是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为蓝本的。更明确地说，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政治学方向的主要人物，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一书颇具代表性。亨廷顿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冒着学术与道义的双重风险，在别人对民主政治夸夸其谈的时候，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秩序与稳定的问题放在政治发展中压倒一切的地位。他强调政权的统治能力，强调政府的权威，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真正的分水岭。亨廷顿提出的政治现代化包含两个关键领域，首先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的分配必须首先具有革新政策的能力，即通过国家的行动促进社会与经济改革；其次必须具备能成功地把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吸收进政治系统的能力。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政策的革新应当从权力分配中得到鼓励，这样的权力分配既不是高度集中的，也不是过分分散的。现代化是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即摧毁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或其他的权力中心，把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政治机构中。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化需要把新的社会力量吸收到政治活动中来。反过来，要维持现代化的速度又必须依赖系统的被接受以及新加入的社会群体的适应能力。政治结构上的这两个要求是相互联系着的。
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学》（1965）一书，在政治学方面颇负盛名。这本书在方法论上与列维极为相似，但他所关注的并不是“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不现代化社会”二者的区别，他更加关心的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些促进变革的因素。他分析的主要范畴包括完美价值与工具价值；等级式、金字塔式和部门式政权类型；传统派、协调派和改革派角色类型；世俗自由主义和宗教集体主义政策模式等。
I．P．西奈在《现代性的挑战：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这本书里，他特别强调了强有力的领导对动员社会资源的作用。他认为，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明显缺少强有力而又能自我约束的领导，这样，在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印象就是雄心勃勃的目标与实际获得的成果之间的巨大反差。与此相联系的是西尔斯发表在《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二期的《新国家的政治发展》一文。西奈认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是要由传统体制来推动的，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传统体制是各不相同的，因而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就会采取不同的政治形式。这些政治形式包括：民主政治、监护民主、现代化的寡头政治、极权式的寡头政治以及传统的寡头政治。他认为，虽然这些政治形式是各不相同的，但都有由此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3．社会学方向。社会学方向的主要代表是提尔科特·帕森斯（T．Parsons）、列维、勒纳、穆尔等。主要代表作有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1955年）、《现代社会体系》（1971）、《社会行动论》和《不同社会：进化的视角和比较的视角》（1966年），列维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比较制度论集》（1965）、《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学层面论集》（1961）等。
现代化研究的社会学方向的特点是以社会进化论思想为指导，以研究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转换与变迁为着力点。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始发原因，现代化是工业化的最终必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的传统性向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转变的过程，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与精细化、社会功能的专门化与多样化、社会运行机制的市场化与法制化、社会阶层的流动化与平权化、国家制度的理性化与权威化、政府能力的综合化与集约化。
帕森斯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人，他的理论可谓首开社会系统理论之先河，其触及领域广泛的多元视角和概括性极强的庞大概念体系，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分析工具，从而使其理论成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集大成者，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鼎盛。他在《社会行动论》一书中，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现代化的三阶段图式：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北角（英国、法国、荷兰）为主导，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不平衡的落后状态，这一阶段产生了纳粹的大动乱；第三阶段的主导者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帕森斯把社会行动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创立的“方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理论，是“对行动系统的组成要素进行分类的概念纲要”。他提出了分析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的“行动系统”的五对变项。按照帕森斯理论，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程度最高，因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就使现代社会制度成为最优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帕森斯还进一步推论，发展中国家没能实现现代化关键就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发展中国家所处的阶段是现代化国家的早期阶段，是社会结构尚未达到一定分化程度的阶段，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发展中国家未来的社会制度。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文化传播而获得这种制度，并最终实现现代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必定是西方化。
帕森斯的《社会：进化观与比较观》一书，从对社会均衡的静态分析中脱身出来，用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社会进化与社会发展。即把社会发展过程看作结构的进步性分化与功能的专门化。他的结构功能主义对其他社会学家研究社会进化与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的启发下，一批经济学家、社会家和政治学家们围绕着现代化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分层化与整合程度。这些学者使用宏观社会学方法，把社会系统当作分析的基本单位，分析“泛能化的”传统农民社会及其向“功能专门化的”现代社会发生转变的各个阶段中的三个基本方面，即结构的分化、功能的专门化与整合。例如，斯梅尔塞用结构分化的程度与功能的成熟性来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系统中维持系统的潜在功能，处理紧张关系的功能，选择目标的功能，适应与整合的功能。它表现为五个方面的根本变化：在政治领域，简单的村社权威系统让位于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和科层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教育领域，减少文盲，增强经济生产技能；在宗教领域，世俗化的信仰系统代替传统宗教；在家庭领域，扩展型的亲缘纽带失去控制作用；在社会阶层分化上，地理与社会的流动趋向于失去固定的、裙带关系的等级系统，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类型的变化，即结构的分化或功能更加专门化的、自主性更强的社会单位的建立、整合，即平衡由于分化而造成的破坏；以及由于分化与整合之间的脱节而产生的社会动荡。
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的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文化系统与价值观念体系的变化。帕森斯在《社会行动论》中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社会则通过奖励与分配系统对角色期待提供保护。社会角色期待及其保护机制构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具有制约与强化每个社会成员行动的能力，在个人社会行动的选择过程中使角色期待得以实现。进行社会选择的价值观念从选择范围而言，可分为依据血统、出身背景以及与某个（或某些）社会集团或个人关系的特选型和不依据这类关系的机会均等的全选型；从选择标准而言，可分为只重亲缘关系或裙带关系的亲选型或依据个人成绩与能力的贤选型。于是，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社会选择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四种类型标准：一是全选—贤选型：这种价值观念本质上是个人主义与反权威主义的，个人可以在多种目标中进行自由选择，同时也可以自由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二是全选—亲选型：这种价值观念本质上是集体主义与权威主义，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取决于个人的成绩与能力，个人的愿望与成就不受到重视，而国家被视为达到发展目标的手段。三是特选—贤选型：这种价值观念体系本质上是集体主义、权威主义与传统主义，个人的等级地位与亲缘关系受到极大重视，个人的成就与能力虽然也受到重视，但是，这种成就与能力只是指个人登上了社会等级结构的某个阶梯，而不是指某项具体任务的完成状况。四是特选—亲选型：这种价值观念体系是传统主义，只有稳定与亲缘关系受到重视，绝无“论功行赏”、讲求效率与理性观念。帕森斯认为，这四类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各自在一定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前两种依次对经济发展起着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后两种依相反次序对经济发展起不同的阻滞作用。
此外，在社会学方向，艾森斯塔特在60年代也有一系列的著作出版，其中《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迁，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一种能够“容纳”这种变迁的制度结构。为此，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形成这种制度结构的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出现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就是列维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在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是用以讨论“相对现代化社会”与“相对非现代化社会”二者在社会结构上的区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勒纳于1965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这本书详细探讨了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
4．人文心理学方向。人文学方向的主要代表是英克尔斯、麦可勒兰德等人。这一研究方向的主要代表作有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的现代化》、麦可勒兰德的《选贤社会》等。
人文学方向的学者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根本保证，并指出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社会稳定、持续与健康发展的基石。一个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演化就是人的价值观、心理素质、行为特征的转变与培育的过程，它尤其强调人的参与意识、开放意识、进取精神、创新精神、独立性与自主性。特别是英克尔斯等人提出的现代化10项标准，为传统工业时代现代化的实证研究与定量评价开拓了新思路，此标准被国际社会广泛用于评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水平。
研究现代化的心理学家认为，社会行动者的性格结构变化是社会系统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例如麦克勒兰德提出的“成就动力论”（achievement motivation）认为，儿童的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achieve）形成的关键因素，并与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企业家能力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资本形成率等经济因素理解，还要从成就动力值水平的角度理解”。成就动力值并不是遗传的，而是儿童在童年生活的经历与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的。他调查了一些国家小学二、三、四年级学生的读物及童话故事，发现某个时期内儿童读物中的成就水平值与一代人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为了准确地衡量成就动力值，他还提出了一个计量标准，即计算这些故事中有关进取与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率。麦克勒兰德指出：“成就动力值较高的社会将会造就精力旺盛的企业家。反过来，又是他们推动了更迅速的经济发展。”
美国另一位心理学家英克尔斯提出了现代人理论。他指出，在现代化研究中，经济学家只重视如何用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现代化水平，政治学家也忙于从政治机构、组织结构与功能来解释社会的现代性。从经济与政治角度去研究现代化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了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人，不去讨论他们的心理特征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是否跟得上现代社会的节奏，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就是严重的错误，因而也不可能对现代化的各种问题作出满意解答。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引进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方法、政治制度与形式、教育体制，甚至全部课程，并且希望先进技术在本国结出丰硕果实，使它们跻身于先进国家之林，但结果往往是失败与沮丧。这些沉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不可避免”。英克尔斯强调说，在任何社会与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与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现代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机构中的行政人员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否则，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制度与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自我持续与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变化。所以，培养现代心理特征、态度与行为的策略是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各种策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