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应毛泽东要求长途跋涉来到延安。他是满腹委屈而又惴惴不安。
此前，1943年10月16日下午，权力欲极强的饶漱石在华中军分会上策划了一场对陈毅的斗争，指责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接着，饶漱石写了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发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饶后来承认这是要中央把陈毅调走。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也向中共中央负责人报告了情况，并着重检讨了自己说话随便等错误和缺点。并在结尾说：“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为党努力工作。”毛泽东对陈毅的回复是：“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延安留住半年，参加整风学习。
陈毅和毛泽东在红军时期有着深厚的战友之情。1968年10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谈起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时的个人经历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团的团长，整了三年多。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他们就把我枪毙了。毛主席去打仗，就把红军的战报和他的几篇著作的油印稿交我保存。他对我说：红军的战报都在这里，还有我的几篇稿子，都重托给你了。我是很感激主席的。
然而此次两人毕竟分别快十年了（1934年长征开始后，陈毅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此后两人便一直没再见面）。因此，到达延安后陈毅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毕恭毕敬，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对此，毛泽东忍不住发脾气了，他说：“你这个陈毅，我们10年不见面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敢跟你说话吗？”
毛泽东的真诚使陈毅很受感动，放下了思想包袱，两人用在井冈山时期建立的那种挚友感情交流谈话了。
但陈毅对饶漱石无中生有的诬告和排挤依然愤懑不已。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给他写信开导，教育他。毛泽东说：“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还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听了毛泽东这番肺腑之言，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的劝导，使陈毅有了茅塞顿开之感。他积极学习整风文件，不断检查自己的思想路线。这年12月1日，他向毛泽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信中写道：“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至此，陈毅不仅因受冤屈所产生的满腔委屈烟散云消，而且在思想上得到很大的提高。
对此，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在看完陈毅的这封信后，便立刻回信，鼓励与希望的感情溢于言表：
陈毅同志：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在七大上，陈毅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七大之后，陈毅又回到了华东工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我是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