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毛泽东教我们学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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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三年准备 十年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把贫困落后而又饱受战争破坏的祖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他为此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依据实际国情和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制订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宏伟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国家的行动纲领。毛泽东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和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的费用,实现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然后转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可是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不得不出兵入朝作战。原初设想的和平安定的环境被扰乱了,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经费一项任务不能不推迟进行。国内建设还能不能搞?如何搞?毛泽东不能不再次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通过透彻地分析当时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境外战争,因此情形是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一样的,国内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可以不完全受其影响的,是可以维持较正常的生产而不必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在这里,“打、稳、建”三者是有机不可分割的整体。战争顺理成章地摆在了第一位,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谈起;表现在国家财政上,则需要适当地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相对减少。把市场摆在第二位,宁可削减经济、文化支出以就市场,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基础还很脆弱,一旦物价波动,得不到平抑,就会使城市居民受到损失,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金融、贸易的周转失去正常,人民群众和工商界就会对政府不满,容易引起政局的不稳,甚至会影响到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因此,稳定市场物价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上述两项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了经济、文化建设仍要占有一定的地位。

把这三大任务同时承担起来,当时不仅一些民主人士,而且许多党内干部都表示怀疑。但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部署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从1950年到1952年,军费开支固然由28亿元增加到57亿元;而经济建设费也由17亿元增至76亿元,文教费用由7亿元增至22亿元,均大于军费开支的增加幅度。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内一直保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市场物价的稳定,并初步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在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的特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呢?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发展战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党内通报中,第一项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对七届三中全会初步设想的进一步深化,对于党在当前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及今后时期工作重点的适时转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它提请党的高级干部注意,不要因为当前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就忽视或忘记了党的总方针和总计划。过去所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是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现在则应进一步把它同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总目标联系起来。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准备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任务用不了多久(即还有22个月)就要变为党的直接行动了。当前全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做的一切工作,实际上都是为着实现这一个总任务在做直接的准备。毛泽东认为,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明确这一思想,这有利于在三年准备之后,不失时机地将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由革命转入建设,而不致延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三年准备”,实际上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准备,其中重要的则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任务。这些准备的目的就是转入有计划经济建设。

“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比较明确的努力方向和比较切近的奋斗目标,从而更自觉地把所担负的各方面工作,同党在一定时期的总方针、总计划联系在一起,加以紧密的配合,以便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

到1952年底,尽管朝鲜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但离胜利已经不远,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日益稳定,国民经济不但得到恢复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此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爆发后,曾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以其现为农场主的身份,写信给毛泽东说:“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事实证明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无知。

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后来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失误,但该战略的长远历史意义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