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满怀信心地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他自以为资本很足。他当时的兵力总数达430万人；中国共产党的兵力是120万，蒋军比人民军队多3倍多。他的军队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小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和飞机。他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使还有美国的大量援助。
此时的蒋介石是不可一世，宣称“我们一定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他是无法悟透“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这个道理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不过是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事实也真是如此。从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毛泽东领导各解放区军民，只不过用8个月的时间，就歼灭蒋军67个旅约71万人，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没办法，力不从心的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他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他发誓要活捉毛泽东，为此，蒋介石让胡宗南指挥34个旅25万人来进攻陕甘宁边区，而这时的人民解放军只有约3万人，且装备处于绝对的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对此局势作了独到的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坚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他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毛泽东选择了彭德怀来指挥这场战事。强敌当前，许多人担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劝他离开陕北，他拒绝了，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到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在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责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3月18日，国民党军队已逼近了延安，毛泽东才最后一个撤离。29、30日在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部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其后，留下陕北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毛泽东化名李德胜，表示解放战争必胜。
陕北人民是伟大的。他们坚壁清野，使敌人找不到一粒粮食，得不到一点情报。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英勇善战，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人从容周旋，三战三捷，半年内就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又乘胜前进，于1948年二三月间发动宜川战役。在陕北军民的支持和保卫下，消灭胡宗南的主力军第二十九军，击毙军长刘戡，4月21日，收复延安。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历时1年零5天。直到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有了很大改善之后，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才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27日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离开了工作和生活长达13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
毛泽东留在陕北，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拖住了胡宗南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为其他解放区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毛泽东率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随战局的变化，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多次履险如夷，从容进展。同时，他继续指导着全国各个场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从容镇静，进退自如的风采。
毛泽东留在陕北，表现了领袖与人民的鱼水之情。毛泽东留在陕北，是革命领袖在危急关头不忘人民，相信人民的选择，它使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得到了战胜敌人的力量。危急时刻，领袖的言行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与人民心心相通，他坚持与人民艰危与共，伟大的情怀与巨大的胆识，交相辉映。人民更加爱戴、信任自己领袖，全心全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毛泽东的胆识也正是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永远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