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局部与全局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局限服从全局，办事应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1936年冬，蒋介石督逼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带着一帮国民党军政要员亲自来到了西安。但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在这一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非常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很不情愿再打内战。在中共的争取下，到1936年秋，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建立了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因此，面对蒋介石威逼，张杨二人几次向蒋介石进行苦谏，希望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严厉训斥他们，逼迫他们动手“剿共”。张杨二人忍无可忍，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十多名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等七君子，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十年“剿共”屠杀了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对日本的侵略，却妥协退让，使大片河山沦入日寇之手。因此，无论对他进行怎样的惩罚都理所当然。但局势是复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虽对事变持否定态度，但坚决主张事变“迅速和平解决”。南京政府内意见分歧，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两派明争暗斗激烈。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内战危机迫在眉睫。
在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二人就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来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前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事出突然，情势危急。在这紧急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于12月19日作出明确的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党中央的决定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困惑不解。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个明确的认识，毛泽东专门到红军大学作了一次报告。
他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种可能发展前途；一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日的发动。另一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第一种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亲日派所欢迎的。他们巴不得中国内部大乱，以便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功。第二种前途是我们应该争取的。
为什么不杀蒋而放蒋？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放蒋并非蒋无可杀之罪，而是情势使然。处理事情，应掌握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在的局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抗日救亡。在这种情况下杀掉蒋介石，正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军队开赴潼关，进逼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大打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中国很有可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一个无比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因此得到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正确解决意义巨大。毛泽东对此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中国早就有“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当日本逐渐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之时，中国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却还在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结果落得个自身被囚的下场。这充分说明抗日救亡是大势所趋，搞窝里斗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的地方在于，他能准确地认清时代潮流，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个大局出发，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一切爱国者的心愿。谁认识得越清楚，谁就能越掌握主动权，赢得民，赢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