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月风暴”后，毛主席要进行新的战略部署，指示周总理开会研究讨论。2月14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北侧会议室主持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日常工作会议和中央文革成员的联席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康生、陈伯达、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会上以中央军委、国务院的领导人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另一方，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派性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对“中央文革小组”企图搞乱军队的做法极为不满。徐向前用大量事实批评了把刘志坚定为叛徒的问题。叶剑英对未经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讨论，就把上海市改为上海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了党的基层领导等极不正常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他参加了长征，后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文革”中，刘志坚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月风暴”中，随着“中央第四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被打倒，刘志坚也成了打倒的对象。1月3日，“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元帅，叶剑英让刘志坚去平息。1月4日，周总理、刘志坚在人民大会堂跟学生代表谈话。刘志坚说：陈毅同志对军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康生咆哮起来，说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从此，刘志坚被批斗，最后被定为“叛徒”。
在2月16日的会议上，谭震林勇敢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地打掉……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谭震林说完起身就要走。
陈毅接着谭震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也就“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还对延安整风时，抢救运动中对老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提出了批评。
2月16日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方被搞得很狼狈。他们明的不行来暗的，当天夜里，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按照他们需要“集体核对”了碰头会记录材料。然后，由江青带领他们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并有意夸大谭震林要离开会场的情形，说谭震林说了：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他们还说，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十分不满。他们一伙这样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地向毛主席汇报，目的就是激起毛主席对老帅们的不满。
2月18日晚上，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表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尤其是江青觉得时机到了，开始向老帅们进行攻击。从25日开始，连续召开了七次所谓的生活会。会上江青一伙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说什么几位老帅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说：“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反对毛主席”，“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说他们“反对毛主席，其目的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江青的高级军师康生还把碰头会说成是“一种政变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生活会”结束后，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也就此取消了，由“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江青一伙的权力从此更大了起来，江青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击反对他们的人。
有一天，江青找戚本禹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派头头密谋，他们认为“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第二天，北京市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后来，北京市十几个造反组织召开了“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北师大造反派头头带领千余人高喊：“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
在江青的煽动下，反“二月逆流”的运动越搞越大，声浪越来越高。3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十万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喊“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
3月24日，北京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4月1日，外事口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4月5日，国家计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等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络会”等组织。在这些联络会组织的带动、影响下，批谭、批陈、批余、批谷的运动，在北京及全国的一些大城市一浪高过一浪。
在制造、批判“二月逆流”的运动中，江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0年夏季，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跑摔死以后，毛主席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存在的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对一些错误的做法开始纠正。
1971年10月13日，毛主席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同志）‘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江青得知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一是感到惊讶，二是感到不安。
10月15日下午2时，江青叫我打电话请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10号楼。她吩咐我打电话以后，就到大客厅等候他们。接到电话他们很快就来了，我把他们引进大客厅就出来了。
大约3时，总理来电话找江青，我到大客厅门外敲门（这是规矩，她的门不能随便让你进去，有事要进必须先敲门，她应声允许进才能进去，否则，就会大祸临头），我听到江青说“进来”，我才蹑手蹑脚地开门进去。
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商量问题时，见我们工作人员进去，怕我们听到他们所谈问题，都不说话了，这次可能是江青太激动了，见我进去，却一反常态，并没有住口，她说：“对‘二月逆流’怎么能一风吹呢？找机会我要跟主席说说。”
老谋深算的康生说：“主席也没有责怪我们，何必引火烧身呢？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嘛（康生当时说话的语气是讽刺性的），不要再说什么了，你应该了解主席的脾气。”
张春桥说：“康老讲得有道理，如果找主席说这件事，就好似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问题。”
姚文元瞪着大眼睛，没有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康生、张春桥的意见。
我进去以后，站在他们对面，江青也不问我有什么事？她谈话的兴趣正浓，我又不敢向她报告，她不叫我出去我也不敢走，这使得我很尴尬。
当他们稍微停顿了一下，我有意向前迈了一步，江青问我：“小杨有什么事？”
我说：“总理请你接电话。”
江青站起来向大门口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他们三位说：“是不是他（指总理）影响了主席呢？为什么‘二月逆流’的问题说吹掉就吹掉了呢？”
江青的话他们听了没有任何表示。江青出了大客厅门口，问：“总理的电话在哪里？”
我回答：“在你的办公室。”
江青接完电话，从办公室出来，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他们走了以后，江青把我叫去，问：“我们刚才的谈话你听到了吧？快跟你的主子报告去吧！老娘不怕你告状！”
江青怕我将他们谈话的内容报告给周总理，但又不愿意正面对我说，而是故意拿着主人对仆人讲话的架势与口气吓唬人。
我说：“我不明白江青同志说的是什么意思？向谁告什么状？”
“你一个聪明人装什么糊涂？我说的是刚才我和康老、春桥、文元同志谈对‘二月逆流’的事，向你的主子汇报去吧！”
我说：“我根本没有听清你们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的任务是报告你总理来电话，请你去接电话，并没有注意你们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所说的我的主子是谁。”
“杨银禄，你今天比以前长胆量了，你敢对我顶嘴了，竟敢向我质问了，你不得了了，这样发展下去，你知道将会有什么后果？”江青恼羞成怒后极不耐烦地对我说，“你出去！你在这儿我感到紧张！”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等待她发落。但是，我又很坦然，我没有做什么错事，当时我想：如果江青对我采取什么管制措施，一定要想办法向总理报告问题的真相。
江青对为“二月逆流”平反问题看得很重，所以对我的“顶嘴”、“质问”放到一边了。她吃过晚饭，打铃叫我，对我说：“你给主席那儿打个电话，如果主席精神好的话，我想去看看主席。”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江青到主席那里去非常困难，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主席很快回复：“请江青来吧。”那个时候路上的汽车还不多，不堵车，大约15分钟就从钓鱼台到了中南海。
江青进入主席的住处40多分钟就出来了。只见她紧皱眉头，脸色发青，从神情上可以看出，这次谈话是不愉快的。
江青为“二月逆流”平反的问题去找主席，引火烧身了，据知情的人对我说：主席对江青阻挠为“二月逆流”平反很不高兴。主席对江青说，老帅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也是反对你的。主席指了指江青说，你去查一查，是谁最先提出了“二月逆流”这个词的？你不是对为“二月逆流”平反很看重吗？你查清楚最先提出这个词的人，告诉我。
江青从中南海回到钓鱼台以后，火气可就大了，她质问我：“关于我们谈到‘二月逆流’的问题你是不是向总理报告了？不然，我跟主席谈到对‘二月逆流’平反问题时，主席那样不高兴。你老实回答我，是不是你报告总理了，你说清楚了没有事，我可以保护你，你不说，如果叫我查出来，你就没有好下场了！你好好掂量掂量，哪头重，哪头轻？”
尽管江青如此咆哮，但我心里是坦然的，我心想，不管来自何方的压力，没有干的事，刀子搁在脖子上也不能承认。如果昧着良心说报告了总理，我的下场会更惨。一方面她可以给我扣上“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关系”的罪名；另一方面她还可以找到总理向毛主席告状的根据。
于是，我坦然地对江青说：“我保证绝对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你们谈话的事。一是我没有听清楚你们所谈的内容是什么；二是我们有严格的保密纪律，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守口如瓶。”
她说：“那好吧。你给我查一查我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讲过‘二月逆流’的定义？我没有讲过嘛！查清了告诉我。”
我一听她让我查她讲“二月逆流”的出处，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我想这问题可是一个大问题、难问题、不敢处理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答应给她查，查清楚并不难，难就难在查清楚以后怎么办？如果如实报告，江青肯定会倒打一耙，说我整她的黑材料；如果不如实报告，她就会把提出“二月逆流”的口号推给别人，她就洗得一干二净。她是想借我的嘴堵别人的嘴。
我对她说：“江青同志，反对‘二月逆流’是1967年2—3月份的事，那时我还没有到你这里来工作，不了解情况。况且中办送给你的文件、讲话资料，两个月一退，那个时候的文件、资料你这里早就没有了，这里查不到，到别的单位查恐怕不方便。你这里工作多，如果我到处去查材料会影响为你服务，是否通过组织查一查？”
聪明的江青一听我这样说，就马上意识到我不愿意给她查，不肯帮她的忙。于是，就不高兴地说：“算了算了，不用你查了，我叫别人查吧。”
我想她不会通过组织查的，如果通过组织查，查清楚了会通过组织报告她，或报告中央，这样她就全暴露了。
过了几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江青突然走出会议室，大声叫：“小杨！小杨呢？”
我听江青叫我，我就立即从屏风后面出来。
她说：“小杨，你进去一下。”
她没有说叫我进去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就跟着她进了会议室。我看出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面部都较严肃，我就猜到了八九分。
江青双手叉腰，大声问我：“小杨，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二月逆流’的口号最早是我提出来的吗？我不是叫你查了吗？”
我对江青的问话，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好，足足停了10秒钟左右没有说话。
江青声色俱厉地说：“你哑巴啦？快说呀！”在她的催促下，我来不及多想什么了，脱口而出：“我还没有时间查哩。”
江青十分不满意地说：“不对吧，我告诉你好几天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查呢？我看你是查清了不敢说，说！快说！”
总理看到我如此为难的样子，站起来为我解围地说：“银禄同志不是说了吗，他还没有抽出时间查，不要逼问嘛！”他摆手说：“请银禄同志出去吧。”
江青把我叫进会议室是想叫我当着众位领导人的面讲假话，说江青没讲过“二月逆流”的话，我出于一个人的良心当然不能说谎话。
江青回到钓鱼台，把我叫进她的办公室，摔掉她的文件包，声嘶力竭地说：“你小小的芝麻官，眼睛里没有我这个政治局委员。你在政治局会上为什么不按我的意思回答问题？你还挺坚持原则的，坚持到我这里来了，你是不是想换个地方住一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无论怎么解释都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保持沉默。
江青的精力是有限的，她已经在会上闹了一通，回到住地又闹，也就精疲力竭了，于是她说：“等着看吧！你出去！我休息一会儿。”
我转身要走，她喊叫：“你站住，我告诉你，这件事没有完，我从来是用听我话的人，不听我的话都没有好下场，这你是知道的！如果不听话，现在阎长贵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我可不是吓唬你，你要想好。”她又一次对我发出了可怕的威胁。
§§第六章 觊觎军权插手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