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25日早上，张春桥打来电话问：“江青同志起床了没有？如果起床了，我想去一下你们那里，我有急事想跟她说说。”我说：“江青同志起床了，我去报告她。”张春桥急切地说：“你快去报告，行与不行，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电话，请你快一点。”张春桥性格内向，平时说话较少，没有急事他不会那样着急。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我说：“春桥同志刚才来电话，说有急事想见您。”江青听了立即答复：“请他快点来，他肯定有急事。”我正准备回办公室给张春桥回电话，江青说：“为了抓紧时间，就用我的电话给春桥同志回电话吧。”我给张春桥回完电话，就到走廊里迎候他。没有多大工夫，张春桥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他见到我主动跟我握手，并说：“杨秘书，谢谢你了。”平时，张春桥是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的，今天是少有的谦虚。我把他带进江青的办公室就出来了，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内容。半个小时以后，张春桥走了。江青打铃叫我进去。见到我，江青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生气地大声问道：“小杨，华北组的简报你是送给我了还是压下没有给我？你老实交待，我怎么没有看见？”我回答：“江青同志，我送给您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在她的文件夹里寻找，一眼就看见文件夹里的那份简报。“江青同志，那份就是。”我指着那份简报说，“刚才王良恩同志来电话说这份简报要收回去。”江青看到简报心情好了一些。她说：“你给良恩同志回电话，就说我还没有看，看完了再交回去。”她还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是有人做贼心虚了。”她对我说：“小杨，你打个电话，请示主席，我要去看看他，不知现在方便不方便？”我从江青的客厅出来，立即找周金铭和司机李子元备车。电话打到食堂，找到周金铭，我说：“大周，江青同志现在要求去看主席，我还没有打电话请示主席叫不叫她去，你抓紧时间吃饭，吃完了赶快回来。”当我给主席的秘书高碧岭打电话时，高秘书说：“主席马上就要休息了，现在不好请示主席了。”我放下电话，告诉周金铭说江青不去看主席了。当我把这个情况报告江青时，她说：“那好，请主席好好休息。你给总理的秘书打个电话，说我去看看总理。”我从江青那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拨通了总理的秘书钱嘉栋的电话，说了江青想见总理的要求。钱秘书报告总理后，总理同意江青去。我放下电话，跑到正在院子里散步的江青身边，说：“小高那里请您现在就去。”当时，警卫员大周也在场，江青高兴地很快上车就走了。
大约过了15分钟时间，大周来电话说：“老杨，怎么搞的？主席没有请江青同志到这里来吧？我看见主席马上就要休息了，怎么会叫江青同志来呢？看来咱们今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啦！”我说：“她怎么会到主席那里去了呢？是总理请江青同志去的呀。我不是说小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吗？要是主席请江青同志去，我就会说是老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呀。”大周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去再说吧，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周总理的警卫员叫高振普，江青对他很熟悉，见面就叫小高小高的。主席的秘书叫高碧岑，江青对他也很熟悉，见面就叫老高老高的。通常，如果对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总理请她去；如果对她说“老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主席请她去。这是不会出错的，今天是怎么了？
我放下电话，害怕极了，也后悔极了。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还是向她实话实说，而决不能承认是谎报了军情，只能承认我没有直接说“总理请您去”而是说了“小高那里”，语言表达得不明确，这样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多作解释，听天由命吧。我想好了，就静静地等待她回来，挨批评。等着等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得出是钱嘉栋的声音，他说：“总理叫我问一下，江青同志怎么还没有来呢？总理等得时间不短了。”我说：“江青同志到主席那里去了，她回来以后，我马上报告她。”钱秘书说：“那好，我向总理报告一下。”几乎是在我放下电话的同时，听到院子里有汽车的声音，隔着窗户玻璃一看，是江青回来了。我急忙跑下楼去，小心谨慎地问道：“江青同志回来了？”同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她的情绪，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反而倒显得扬扬得意。她高兴地说：“回来了。总理没来电话吧？”我说：“总理刚刚来过电话，他请您快点去，他已经等得时间不短了。”她说：“那好，我现在就去。”她没有进楼，就到总理那里去了。江青离总理的住处很近，只隔着一条大马路，坐汽车两三分钟就到了。
江青从总理处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一直没提莫名其妙到主席那里去的事。26日晚上，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四个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们通报情况。他们走了以后，江青好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以后，她再也没有说起使我后怕的那件事，直至1973年6月11日她将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并赶出钓鱼台，也没有拿那件事说事儿。如今，那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2005年，我看到上海市委原书记徐景贤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十年一梦》一书，才基本上把那个谜解开。徐景贤是这样说的：
这一天（26日）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9时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请你们去一下，车已经派来了。”……我们跨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轻松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并说，“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江青自顾自地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的那份华北组简报，还是从你们那里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呢！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直开到主席那儿去了。”……“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画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那件浅灰色上装的里襟夹袋里去，掏出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怀大笑：“哈哈哈哈……喏，这就是这份华北组六号简报。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姚文元从旁插话。“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杆子呢！”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24日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会有办法处理的。”
2009年3月27日，我和江青的原警卫员周金铭、护士周淑英去看一位老朋友，我们回忆起了那天事情的经过：
周金铭回忆说，江青到了主席那里就喊：“小高，小高！”这时，她看到主席准备休息了，就说：“怎么把我拉到这里来了？”她又说：“既然来了，我就进去见见主席吧。”江青进去以后，张耀祠副主任发了大火，他对我说：“不叫她现在来，她非要现在来，主席责怪下来谁负责？”我不能把责任推给她，立即把责任揽过来说，是我搞错了，我作检讨。不一会儿，江青从主席的卧室出来了，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是歪打正着，下不为例，你给春桥、文元同志打个电话，请他们二位也来主席这里。”没有多长时间，张春桥、姚文元就去了。
从以上的回忆可以看出，江青和毛泽东不期而遇后，不但没有指责我们反而很高兴，一是主席对江青不请示、不打招呼就跑来了没有批评；二是江青的话引起了主席的注意和警觉；三是主席给江青透露出要休会，要对“几条枪杆子”进行批评；四是江青知道她要去的地方是周总理那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汽车开到了主席那里，没想到收获很大，意外地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歪打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