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红泥炉(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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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西北行(2)

从兰州到武威,车程不过280公里。穿越祁连山脉上海拔4700多米的乌稍岭(亦称乌鞘岭),还要经过天祝藏族自治县(旧称镇羌驿),藏牦牛是这里最主要的大牲畜,一个月前,天祝县曾经发生过“藏独分子”的挑衅。甘肃的少数民族以回、藏、蒙为主,在这里要特别留心民族习俗的不同,对于从事人文历史的科研工作者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难事。

远望祁连山,山顶一片雪白,祁连山雪线以上的积雪终年不化。乌稍岭属祁连山脉的正干,中午时分,我们在大片的雪花飘飞中行进,体验天气骤变的考验,别有一番乐趣。车子越过一个关隘时,大片的雪花扑向车窗,几多壮美,几多浪漫,江山如此多娇。

车子不便快开,好在大家都准备了御寒的衣服。到了武威,已经是下午5点钟,在路上我们用了五个半小时。

先到号称“陇右学宫之冠”的武威文庙,这里的建筑大多属明清时期建筑,建筑规格与各地方大同小异,毋须赘述。附近是西夏碑博物馆,这里保存着全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一通西夏石碑。今天能够辨认西夏文字的学者专家全国不过六七人,他们既是顶尖的专业人才,更是国家文化之宝。

西夏碑高度2.65米,厚度0.3米,宽度1米,碑的正面是武威“青铜奔马”

西夏文,背面是汉文,被世界公认是“东方的丰碑”,全名是“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首西夏文篆字题额“敕感应塔之碑文”,记录了护国寺自有佛塔以来的历史,以及西夏时佛寺多次显灵的故事。西夏文特别有趣,远看时似乎都是汉字,也是横竖撇捺的笔画,但是仔细辨认时,却发现没有一个完全认识的字。据说,西夏国王李元昊是一位非常好学的人,他在儒学和佛学研究领域达到很高的水准。武威也曾经是西夏国的都城,西夏曾经与辽、金那般强大,后来又神秘地消失。这中间有多少秘密等待着后人的发现和认识?

天气晴朗,气温适中,下午六七点钟的时候,当地的能见度依然很好,我们又去出土了青铜奔马的“雷台一号”汉墓去观看。在雷台广场,人们常见的中国旅游标志“青铜奔马”高高耸立,周遭是青铜兵马布成的战阵方队,车马队的最前面统领全军的就是一号汉墓的青铜奔马,好不威风。考古发掘证明,雷台一带为东汉一张姓将军的家族墓地,有学者研究称“马超龙雀”比“马踏飞燕”更为准确,此尊青铜塑像本名应该就是“飞廉铜马”。青铜奔马的造型奔放张扬,立在空旷的广场恰到好处。只有如此强壮如此矫健的战马,才能在当年的战争中胜任骑手的驰驱,才会在华夏民族大融合的战争中担当重要使命。

参观结束后,就近用过了晚餐,因为有西北文化的熏染陪伴,晚饭吃得有滋有味。事实上,这一天的午饭与晚饭在此合二为一了。之后,继续西行。晚10时许,宿张掖城。

第七(节) 大佛寺的帝王情(节)与山西商人在张掖

23日(星期三)晴今日的行程比较轻松。早晨9点出发,到有室内卧佛的西夏建筑遗存张掖大佛寺,大佛寺游人也不算多。相传魏晋时,河西走廊已成佛教盛行之地,张掖郡“迦叶如来寺”(今大佛寺的前身)始建。西夏时僧人在故址上重建大寺,颇有影响。后来,元世祖忽必烈的生母就安藏在甘州的十字寺,明成祖扩建大佛寺时,将十字寺扩入了大佛寺的范围。史书载宋恭帝即位不满二年,宋廷就投降了元朝。《庚申外史》记载,宋恭帝赵降元后出家为僧,入住此寺,吟诵“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恭帝吟诗为元朝皇帝发现后,立即下令赐死赵,时53岁。大佛寺被后人赋予了浓厚神秘的帝王文化。帝王与古寺,从来都有着难解难辨的离奇曲折故事,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家的许多秘密从来都与寺院、僧人结下不解之缘。不过,张掖大佛寺的创建、昌盛及衰落,与张掖的繁荣、落寞基本上同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大佛寺的旁边是一座关公庙。此行我们的目标是沿着丝张掖山西会馆绸之路考察明清晋商的活动,所以每当发现一处关公庙,大家就会格外地兴奋。关公庙与晋商修筑的山西会馆合二为一,恰恰印证了山西商人当年在此的经营活动,印证了晋商对西北商业发展的贡献。碑文记载,这所山西会馆始建于雍正二年(1724),以后屡有修葺。会馆的山门背后建有戏台子,因为当年的山西商人,不管走到哪里,听戏都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娱乐,同时,也是给关老爷唱戏文,期盼这位亦王亦帝亦圣人的同乡多多关照。

回到太原后,我在一份史学家的回忆中找到了佐证材料。一位叫明驼的学者在1934写的《河西见闻记》中,比较详细地记录和描述了山西商人在张掖的活动情况。“张掖城中的市面依然十分兴旺,以鼓楼为中心的十字街头,依然十分热闹——尤其是南街和河西街,道路是石子铺成的,都经过现代化的整修。路面有一丈来宽,略作弧形,两旁各有二尺宽的阳沟,还有尺度不齐的人行道,道旁靠沟一齐栽着树木。总之,和凉州、肃州的大街是仿佛的。大街的两旁,有的是规模较河西各处为大的买卖铺子。除了一部分铺子有很宽的门面之外,还有些铺子却是由一个很狭的门径,把顾客引到很深的院子里,在两旁并排的台柜上做生意。商品里有源源不绝的大炮台香烟,有来自巴黎的化妆品,有价值三十五元一瓶的三星斧头老牌白兰地,以及极精的鸦片烟具和来自东方的上品麻雀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太阳牌’的东西!这些大铺子的主人大都是山西来的。虽则他们还得很专心地经理他们的营业,但在稍为接近了以后,在闲谈之中,他们亦会告诉顾客们近来生意是怎样地清淡了些。他们默念着国内的纷乱,但是很少注意到农村购买力的减低。”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之中,民不聊生,买卖自然难做一些。不过,有一座聊以消解乡愁和旅途孤寂的山陕会馆,会馆里还有一座精致的戏台子,时不时听上两段山西梆子、蒲剧和眉户,当年的山西商人在生意之外也算找到一点点精神的慰藉了。

嘉峪关,美哉!壮哉!

Z女士告诉大家,今天的午餐提前到11:30。用过午餐,离开张掖,驱车前往雄峙于祁连山与戈壁滩之间的嘉峪关城楼。

嘉峪关是大家熟悉的地名,初中的地理课本上就有相关的知识。每当提及让中国人自豪的万里长城,人们总会想起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蜿蜒起伏在崇山峻岭和中华北疆广漠的大地间。嘉峪关为明初建筑,入关处有一汪湖水,称“九眼泉湖”,路边一株树干粗壮枝叶茂盛的“左公柳”。《肃州八景》称:“峪泉乃嘉峪关坡下之九眼泉也,冬夏澄清,碧波不竭,以极西关。有此涌泉不唯民资以生,且又沃地数顷。”这座由内城、瓮城、罗城、城壕及三座三层三檐歇山顶式高台楼阁建筑和长城烽火台组成的雄伟建筑群,就是当年英雄梦想与壮行的见证。内城是关城的主体和中心,周长640米,面积2.5万平方米。嘉峪关的冯庆主任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便利,他同时也是我们的高级“导游”,让我们在落日之前,尽情享受着关城的古朴、厚重、沧桑与壮美。空旷的关楼上,题有“嘉峪关”、“天下第一雄关”的大匾,还有两座城楼称光化门和柔远门,一座完整的将军院落,官井、关帝庙、戏台和文昌阁等建筑,还有稀疏的杨柳树。

当年林则徐被贬新疆,西行途中写下一首《出嘉峪关感赋》:“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人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他的心态此时大概有些悲凉,或许感受到了“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代梦”的意境。我们今天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上,可以感受到日月时光的无私无情和宇宙的伟大,在雄壮的边关上,高峻的城墙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体会油然生发。

嘉峪关给我留下了太多深刻太多特别的感受和印象。坚固的墙体,厚实的城池,层层累土,座座城堞,雄关险隘,瓮城堡墙,都在讲述着丝绸路上的传奇故事,斑斑点点,遍野陈迹。偌大一个关城,落日余晖中的砖石夯土城墙生发出无限的古老、苍凉、悲壮。在这座今天已然空旷甚至有些荒凉的关城进进出出,仿佛还能听得到当年城墙内外战马嘶鸣,听得到茶马古道上阵阵商队驼铃……

第八(节) 撩开敦煌的神秘面纱

24日(星期四)早晨,来到一个没有多少游人的沿线景点——长城第一墩。河水长年累月的冲刷,切割出了两岸陡峭的崖壁,一条几十米上百米的深谷。站在高科技材料筑就的玻璃观景台,俯视脚下奔涌的大河,领略西北谷地的奇险和壮美。在长城第一墩稍作停留,便朝着心驰神往的敦煌行进。沿路上看到的汉长城与烽燧遗址,欣喜万分。戈壁腹地的沙砾无法垒筑城墙,就以芦苇、红柳、罗布麻一类的柴草加沙砾层层叠压夯筑而成,一层柴草一层沙砾,形成长城墙垣的独特样板。玉门关附近的一段汉长城遗迹,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高2米多、宽3米的长城墙体仍然立在荒漠戈壁之间,戈壁滩浓郁的汉唐风传递着古老与苍凉,这是历史留给甘肃河西走廊的宝贵遗产。

敦煌古称沙州,敦煌莫高窟,是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一站。对于从事人文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就是一座拥有数不清解不尽的神秘美丽的宝藏山。在敦煌研究院一位刘姓研究员的带领下,看了几处“特窟”,而他本人也有敦煌学的着作问世。

莫高窟也称千佛山,坐落在敦煌东南的一条峡谷当中,背依鸣沙山,面向三危山,从前秦到元朝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开凿,南北长千余米,洞窟层层排列,沙山环抱,清泉潺潺,绿树成荫,这里是“沙漠中的绿洲”、“戈壁滩上的绿洲”。这座民间石窟有490余,以其精美的壁画、彩塑驰名中外,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一座宝库。

16号洞窟,是一位高僧活着的时候修建的。据刘导说,这里先有大洞窟,后有小洞窟。这个洞窟是敦煌最大的,大概需要一万个工,也就是50个工匠得干上整整7个月。中间是释迦牟尼的塑像,两旁是他的两大弟子——聪慧无比的阿难和老实能干的苦行僧迦叶。入口处是17号洞窟,也称藏经洞。1900年,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的年代,中国北方上演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西方传教士们在那里感受到许多的困惑、痛苦和愤怒,义和拳民也在洋人与朝廷的态度变化转折中作出了巨大的甚至没有太多价值的牺牲,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些王公贵族一行则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逃亡直隶、山西、陕西。此时,远在敦煌的僧侣们照例在暮鼓晨钟中诵经念佛打坐,消磨去大部分的时光。当时的敦煌破烂不堪,无人管理。一位穷困潦倒无以为生的穷道士王元禄来到此地,竟然成为这个洞窟的管理人。偶然间这位道士在他供养的菩萨塑像之间,沿着一道有亮光的缝隙,发现了藏有大量经书的洞窟,大约5万余件经书在尘封了900年以后,再次被人发现,这个洞窟从此就称为藏经洞。为了得到一些财力资助,王元禄他们将经书分送当地的达官贵人,此刻西方人也来到敦煌,发现了这些宝贝,施舍给王元禄等人一些钱物后,从敦煌又拿走了大量经卷,专家们称此为“敦煌遗书”。也就是说,在战乱和贫穷中,经书的大部分被王元禄们卖给了俄、英、日等国家的游览者和研究者,那个时代,敦煌文化在清朝政府的衰败中似乎一钱不值。因此上也可以说,真正意义的敦煌学是先从国外开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传回国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的研究和保护,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显学而大放异彩。

45号洞窟的文殊、普贤两尊菩萨的造型雕绘非常优美,两位尊者的肌肤之美和优雅的站立姿态,让人生发诸多联想,原来菩萨塑像竟然可以如此之美!57号洞窟是隋末唐初开凿的,称为美人窟。女为天香神,男为天乐神,在祥云飘带的缭绕中,我们可以看出壁画人物的思想并没有太多的禁锢。敦煌学博大精深,并不是每一尊塑像、每一幅壁画都能有准确答案,的确需要学者专家们的研究和解秘。这里的观音菩萨安详静谧,低眉垂眼,纤衣白纱,束腰长裙,脸颊上晕染着淡淡的红色。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以含蓄为美的标准。同我们的驼队向着鸣沙山前行样的壁画,旁边的颜色在变,只有这幅美人图依然色彩美丽。可能与画工只用一枝毛笔或软笔绘画有些关系,他可能先画了尊贵的观音菩萨,然后再去画其他的人物,于是各种颜料相杂,出现了变色。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

敦煌莫高窟是民间石窟艺术的典范。沥金堆漆的装饰技术,从唐朝到西夏的700年间一直流行,直到今天,还有人使用这种方法装饰壁画。壁画的颜料均取自天然矿石,绿色和蓝色特别亮丽,壁画无疑是敦煌文物的重点保护对象。“刘导”说中国的石窟他都去过,山西的云冈石窟他去了两次,还提到敦煌61号洞窟里的一张五台山图,是宋朝使者路过敦煌时留下的,这位使者去过五台山。据说,中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看了敦煌的五台山图以后去了五台山,于是又有了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这两座唐代木构建筑的伟大发现。世界上许多看似并没有联系的事物其实都有内在的随缘关系。

菩萨与佛是无性别的,特别是观音菩萨,人们根据实际的需要,或者女性化,或者中性化。敦煌石窟中,有一幅胡商被劫的壁画,讲的是胡商遭遇强盗时,观音菩萨现出真身,帮助胡商渡过此劫。可以看出,这些艺术家肯定都是胡人,在他们笔下的强盗均是汉人的脸孔与装束,思想倾向与其情感显而易见。这幅壁画的佛教教化作用还在于只要相信观音菩萨的佛法,什么奇迹都可以出现,这也是当时当地人们的一种生活信念吧,我们从中依然能够读出更多汉民族与少数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信息。

敦煌研究享誉世界,这里有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也有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研究院的院长范锦诗研究员,就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半个世纪的敦煌学这一门绝学的研究,使她的生命之华彩熠熠放光。我非常羡慕这样的人生,赞美这样的人生。

离开莫高窟,来到了月牙泉,由于雨水丰沛,月牙泉出现了“二泉映月”的美景。之后,大家乘坐沙漠之舟“骆驼”,组成一个长长的驼队,在夕阳西下时,兴致依然不减,朝着鸣沙山行进……

第九(节) 阳关、玉门情系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