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德国人就是如此认真。一个认真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中国驻德国汉堡的副总领事曾讲过他刚到汉堡时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在限速的公路上超速了几秒钟，为的是越过前面德国人开的一辆车去转弯。转弯后，他发现被越过的这辆德国人开的车在他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了一个半小时。到了总领事馆下车后，他问这个德国人为何一直跟着他。这个德国人说：“我追了你一个半小时就是想问你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超速？”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德国人就是如此认真。一个认真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
1944年冬，盟军完成了对德国的合围，法西斯德国败亡在即。德国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匮乏。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冬季非常寒冷，缺少燃料可能导致许多居民被冻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树，解燃料短缺之急。
据战前留学德国的季羡林回忆，德国人是这样砍树的：林业人员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寻，寻找老弱树或劣质树，找到后，则在上面画一个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政府的处罚。
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执行处罚呢？当时德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已经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近乎处于政权的真空状态。
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
如果有人说德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做事认真是一种氛围的话，那么下面的故事则告诉你，德国人的认真是一成不变的，是一种很深的责任感，不管他在那，也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1984年，武汉柴油机厂聘请德国退休老人格里希任厂长。在这以前，中国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几公里，油迹溅洒数米外。而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的红地毯上工作，且不影响隔壁房间的人们办公。
武汉柴油机厂聘请格里希时，气缸杂质长期徘徊在5000毫克。格里希上任后的第一个会议，只讲了两句话。一是：“清洁度是产品寿命的关键！”二是当着市机械局长的面，把几个气缸放在会议桌上，然后从气缸中抓出一大把铁砂，脸色铁青地说：“这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
格里希治厂两年，将武汉柴油机厂的气缸杂质由5000毫克降到100毫克左右。即使卸职（因种种原因）后，每次去武汉柴油机厂探望，他还念念不忘质量问题。当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当他拿出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有些波纹时，竟忘记了自己已不是厂长，火气又上来了……
在“认真”上能与德国人“比拼”的，我想该是日本人了。
为了学英语，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买过好几个国产的小型随身听，每个用一两个月都出现同一个毛病：电机转速下降。找人修理后，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后来下决心买了一个日本的产品，却有一次不小心把外壳压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观越来越不像样子。直至后来使用了十年，外壳完全散了架，准备丢弃的时候，电机仍在正常地工作。
日本人做事会认真到“愚蠢”的地步，比如日本人观看体育比赛，几万人离场，地上不留一根烟蒂、一片纸屑、一丝痰迹，这都不算什么。日本餐馆洗盘子一定要洗七遍，一个中国留学生投机取巧只洗三遍，结果这个留学生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最后只好离开日本。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担任中国战区（国民党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一丝感叹。
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得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交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