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它位于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部，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境内的两条大河——黄河、长江，千百年来一直哺育着繁衍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华夏民族。
中国有着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它的北面是寒冷的沙漠和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荒原；东面和南面是烟波浩淼的大海；西面有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这样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这块土地与外界的相对封闭，使得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在较长时期内缺乏必要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古代中国的文明独立发展，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古代中国的文明延续了几千年，而且中间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人类的文明史上实属一个罕见的奇迹。
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有着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夏朝，夏朝大约延续了400多年。大约公元前700年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建立，商朝共延续了约600年。约公元前00年，周武王灭商朝建立周朝，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史称西周。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年）起，中国开始有了正式的史书纪年，从此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年代可以与公元纪年准确对照。西周末年，王室权力日渐衰弱，各地诸侯势力逐渐增大，形成了长期相互割据争战的局面，至此古代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8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产生了许多学派名家，最著名的有孔子、墨子、孟子和庄子等，直到今天，他们的思想主张和观点还在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一直到公元前22年秦始皇才重新统一了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建立起了强大的统一帝国。但好景不长，在秦朝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强大的秦王朝在公元前207年就很快灭亡了。此后经过了四五年项羽与刘邦之间的争战，最后在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长安称帝，建立了汉朝（历史上称西汉）。
古代中国大约在商代起就有了文字，商朝的文字，往往都是刻写在龟骨和兽骨上，所以称之为“甲骨文”。商代的人们遇事（如祭祀、战争、年成、天气、疾病和狩猎等）通常都要占卜定吉凶，然后会将占卜结果刻写在龟骨和兽骨上，形成一篇或长或短的记事文，称为卜辞。现存的甲骨卜辞主要发现于“殷墟”（当时殷商的都城所在地，现今的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那里先后出土的刻有文字的甲骨约有十万片，其上甲骨文单字总数约有4500个，目前已能认知的有2000字左右。由于商朝时占卜非常普遍，所以出土甲骨卜辞上的内容涉及当时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它记录和反映了商王的活动和商朝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情况，是现代研究古代中国商朝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它的出现，使中国从商代开始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当时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已经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记录和表达汉语的符号体系。与甲骨文同时存在的人类的古老文字大都早已“死亡”，如两河流域地区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等。唯有甲骨文逐渐演变成了现今使用的汉字，其间大约经过了6000多年的演变，大致的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早期中国各地的文字差异很大，在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年）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文字的使用更加频繁和广泛。但由于诸侯割据，汉字出现了一字多形、异体等情况，形成了较大的差异，致使各个诸侯国的文字出现基本上不相通的局面。公元前22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国的文字为标准，统一全国的汉字。从此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统一的基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秦代的统一文字为小篆，后又演变为隶书。它的出现使得汉字的笔画和结构基本定型，奠定了汉字方块形的基础。
古代中国在天文学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天象观测和历法制订两个方面。古代中国天象观测的连续性、资料保存的完整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无与伦比的。与其他文明古国的情况基本相似，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也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象观测和历法制订。经考古发现，在大约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就设有专职的天文官员，专门从事观象授时，并且这一做法在后来的朝廷中一直延续。古代中国流传于后世的著作中有很多涉及天文学的内容，其中不乏一些天文学的专著（如战国时期齐国人甘德所著的《天文星占》、魏国人石申所著的《天文》等）。根据星象观测确定季节，古代中国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据《尚书·尧典》记载，当时的人们可以通过观察黄昏时处于南方天空是什么恒星，就能确定一年中的季节。在夏朝流传下来的《夏小正》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天文学的知识，其中提到人们可以通过一些显著的天文现象作为一年2个月的标志，即每月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有变化。关于太阳黑子和哈雷彗星等天象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史料中，其中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40年的《淮南子》一书中），比欧洲早800多年；哈雷彗星的记载（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63年的《春秋》一书中），比其他国家大约早500多年。世界上最早的星表出自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春秋战国时期的甘德和石申俩人之手，他们各自记录了数百颗恒星的方位。古代中国为了能够识别恒星和方便地观测天象，构建了自己的星空区划体系。他们将几个恒星组合成星官，每个星官都有自己的名字，这在《诗经》中就有过记载。《春秋》和《左传》中也记载有大量的天文学资料。古代天象观测的主要目的在于制订较好的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和便于日常生活。为追求与天象观测结果更为符合，古代中国前后共制订了00多种历法，制订天文历法的数量为世界各国第一。从甲骨卜辞中可考证出殷商时代以干支记日，用数字记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闰月置于年末。据史料记载，古代中国在商周年间就有了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24节气。公元前5世纪初（春秋末年），古代中国已经开始使用“四分历”，即以365又四分之一天（365.25日）为一年。这与今天测得的准确值只差分4.53秒，比古希腊早了00多年。
古代中国在数学方面最早有据可查的史料出现于商代，这要比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稍迟一些。数学在古代中国称为“算学”，主要侧重于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如天文历法中的数学计算等），后来发展起来的珠算便是古代中国数学注重实际应用问题的一个例证。古代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实行十进位制的地区，商代甲骨文中就记载有十进制的记数方法。这种记数方法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十三个基本符号，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和万。数字表示采用合文书写方式，分纵、横式两种，纵式表示个位、百位和万位等；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和十万位等，遇零空位。这种方式可表示任意的自然数。十进制记数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记数法。分数概念在古代中国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并有了分数运算和乘法运算。古代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可能也出现在春秋战国末年。古代中国采用的是特有的筹算制度，筹算制度方便快捷，但其计算过程难以保留，影响到计算结果的检验。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古代中国数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九章算术》是古代中国数学的经典著作，其成书年代不迟于西汉时期，它对中国数学的影响不亚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九章算术》共分九章，讲述了九大类246个数学问题的解法。对于每一个问题，都采用先提出问题，再介绍算式给出答案的形式。书中内容涉及分数四则运算、负数运算、解联立方程组、开平方和开立方等，其中某些问题的解法已达到或超过当时的世界水平。但从总体水平来看，当时古代中国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不是最突出的。
中医在世界医学领域独树一帜，至今仍在世界现代医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传说，中医始于农耕社会，民间早有医食同源的说法。中医可靠的文字记载始出于商代，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医学的记载，只不过当时巫医不分，疾病治疗主要依赖于求拜神灵、逐妖驱魔等迷信活动，但也采用一些药物治疗的方式。在商代，人们已经认识到某些植物的汤液对疾病有治疗作用，所以汤液成为中药的一种沿用至今的主要剂型。到了周朝，巫医职责已经分开，至此有了专职的医生和医事制度，这在《周礼·天官·冢宰》中已有记载。从经验积累到形成理论是医学发展的重要与漫长过程，经过成百上千年疾病治疗经验的积累，到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中医学体系。中国最早的一部医学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就成书于春秋战国末期。《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共有十八卷，计一百六十二篇。它集当时医学各方面的大全，第一次提出了一套脏腑和经络学说，奠定了日后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处理医学各种问题的原理，记载的“望、闻、问、切”的四种疾病诊断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针灸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关于针灸的起源，人们往往与“伏羲氏”和“黄帝”相联系，这说明针灸很早就出现在古代中国了。针灸疗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公元前5世纪的名医扁鹊，不仅精于望诊切脉、开方下药，而且善于针灸。关于针灸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黄帝内经》的“灵枢”部分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论述。针灸学的发展必然导致针灸工具的改进，古代中国早期的针灸用针是用石头或骨做的，后来使用了金属针。因此中医从治疗方法上说，除了像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使用自然药物之外，针灸疗法是其独特的治疗方法。
古代中华民族是务实的农业民族，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是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吕氏春秋》，该书分为《上农》、《任地》、《辨土》和《审时》四篇。主要论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在农业生产中，如何因时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它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农业问题，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很多是占卜农业丰收的。古代中国的农业发达，无论是耕作技艺、品种改良、水肥管理，还是各种农具的发明和改进等各项农业技术都发展全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人们已经认识到精耕细作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畜牧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西周时期，古代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以农为主、畜牧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商、周时期，农作物的品种有显著的增加，粮食作物除了有水稻和粟以外，还有黍、稷（俗称糜子）、麦和菽（即大豆）等，并有一些少量的蔬菜作物。畜牧业饲养的牲畜主要有猪、狗、羊、鸡、牛和马等。商、周时期使用的农具材料主要是石、木、骨和蚌器，并有少量的青铜农具。春秋时期，铁器逐步推广到各个社会领域，铁农具也开始得到普遍应用。战国中、后期至汉代，铁农具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工具。与此同时出现的牛耕技术也得到了逐渐推广。经考古有大量各个时期的农具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建了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大型水利工程，其中芍陂和都江堰历经2000多年，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冶金铸造是中国上古时期最突出的技术成就之一。现代考古成果表明，古代中国在夏朝就基本掌握了金属冶金技术。到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人们不仅用青铜制造生产工具和兵器，还用青铜制造祭祀用的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974年在郑州出土的两件商代前期的大方鼎，其重量已分别达到64.25千克和82.25千克。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司母戊青铜鼎，其重量和鼎高分别达到875千克和33厘米。晚商时期铸造的青铜器上还铸有精致清晰的花纹和铭文。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在湖北随州曾侯已墓出土的一套三层八组六十五枚编钟，其总体重量为2500多千克，它们是在战国早期铸造的。各枚编钟的造型精致，极具观赏性；音色准确优美，极具艺术性。它们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成就，也堪称古代中国音乐史上的奇迹。古代中国早期的青铜铸造采用的是石范，后来在制陶技术发达的基础上改用泥范。在长期冶铜实践的基础上，人们逐渐掌握了青铜中所含合金成分与其性能、用途之间的关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技术典籍《考工记》中，详细记载了青铜铸造的“六齐”规律，所谓“齐”是配方的意思，“六齐”规律是指铜与锡六种不同的比例，分别适用于铸造不同用途的青铜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造经验的总结。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古代中国开始用矿石冶铁的时间不晚于春秋中期，因为现今已出土了多件春秋晚期的铁器，如用块炼铁制成的铁条和白口铸铁丸（出土于江苏六合程桥的两座东周墓）、白口铸铁鼎和用中碳钢制成的剑（出土于湖南长沙的一座春秋晚期古墓）等。这些不同种类的铁器（特别是那把中碳钢制成的剑）同时出现在春秋晚期的古墓中，说明古代中国冶铁技术当时已完成了从块炼铁到铸铁甚至铸钢的过渡。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完成从块炼铁到铸铁的过渡，其间都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如西方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古代中国在块炼铁技术出现后很快就掌握了铸铁技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冶铁技术上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堪称世界冶铁史上的奇迹。据分析，这可能是由于先前掌握的高超青铜铸造技术，促进了铸铁技术的诞生。
中国是世界上种桑、养蚕和利用蚕丝最早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以前，古代中国就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业，考古已发现了生产于4000多年以前的丝织品。《诗经》中也有当时妇女从事采桑养蚕劳动场景的描述。丝织品（丝绸）以其华丽的外观和优异的特性而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在某种程度上，西方人正是通过丝绸来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后来的中西方文化和物质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是以丝绸命名的（“丝绸之路”）。早期的缫丝（将蚕丝从蚕茧上抽引下来的工序）是由手工操作完成的，效率很低；而丝织则采用与当时棉纺和麻纺基本相同的简单纺车。汉代开始出现了缫丝机和更新型的丝织机。丝织技术也是古代中国最突出的一项技术成就。
四大古老文明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都起源于自然条件优越，利于农业发展的大河流域，这不是偶然的。人类由原始狩猎采集发展到农业生产方式，必然推动相应的科学技术萌芽的发展。一方面农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利于形成萌生科学技术所必要的社会规模；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运作又要求更加深化的认识自然的能力。这正是几大古老文明的科学技术萌芽相继诞生于农业文明，并逐渐壮大为相对独立的文明形态的原因。
此后，在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后，各大古老文明的知识源流在古希腊文明那里汇集起来，在古希腊人的逻辑、理性因子的催化之下，又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科技文明，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此后古华夏科技文明、古印度科技文明在中世纪的黑暗映衬之下同样熠熠生辉。应该说，现代科技文明是以四大古老文明的科技萌芽为起源的。
古希腊并不仅仅是指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到的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半岛，它包括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其中有现今的希腊本土、爱琴海东岸（今土耳其西海岸）的爱奥尼亚地区以及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岛）的一些地区。由于这一地区靠近世界两大文明中心——古埃及和巴比伦，使得古希腊人能够更方便地汲取来自古埃及和巴比伦等国家的文明。古希腊人对待外来文明并不是拒绝或者一味地吸收接受，而是采取开放与批判的态度对待外来文明，吸纳每一种外来文化和传统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并与当地的文明有机地融合起来，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希腊文明。2000多年以前，古希腊人所创造的辉煌的科学文化成就为现代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科学思想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中，几乎没有一个民族能像古希腊人那样，对近代世界的文明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民族相比，古希腊人更关注产生科学技术成就的思想根源问题，他们虽然在科学技术的物质方面远不如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民族（如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等）取得的成就，但他们在科学技术的精神方面所创造的成就却是无与伦比的。古希腊科学精神的一些精华至今还在影响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古希腊科学精神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罗马人在征服古希腊以后，并没有在接受古希腊人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将它们发扬光大。罗马人甚至逐渐放弃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上的遗憾，但罗马人在实用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