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罗点点分析，她爸爸回军队是林彪的提议，是他看中了罗瑞卿的可靠和能干。有她爸爸在，在实际工作中他便基本上不用操心，但是事隔不久，他发觉有一些事情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首先他没想到罗瑞卿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关系那么密切。这种关系是许多微妙因素的总和，而且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罗瑞卿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尽管林彪已经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引起了毛泽东特殊的好感和注意，在全党独树一帜，但他对自己仍然没有自信，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中一直缺少的那么一点点亲切和自然，使他拿不准他的这种表现是否真的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第二，他没有想到罗瑞卿以他的勤奋、周到和严谨很快成为军委里几位副主席都乐于接受的人。他和他们所有人都很快地建立了融洽的工作关系。
第三，1962年秋，部队东南沿海备战后，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明确告诉罗瑞卿：“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军队的事情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罗瑞卿就真的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抓军事工作。考虑到林彪有病，好多事情贺龙和罗瑞卿只好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也是考虑到林彪有病，军委其他副主席交办的事情，罗瑞卿也尽量不打扰林彪，快手快脚地自己都办了。日子一久，林彪开始不安。
林彪有一次若有所思地问罗瑞卿：“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没有搭腔。因为他知道，林彪虽然用了“我们”这个词，但这个事情与他关系不大。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数得出来的几个，林彪和这些人都是他的上级，都是他敬重的元帅。他的组织观念告诉他，这绝不是他应该参加讨论的话题。但这使林彪大为不悦。他已经明显感到罗瑞卿已经不是唯他林彪马首是瞻的人了。
林彪知道，就罗瑞卿当时的地位和威信，要扳倒他，仅靠他林彪自己的威望是不够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看来不动用最后也是最管用的一招，罗瑞卿不会就范。
这最后的一招，便是林彪研究最透运用最灵的一招，即借助毛泽东。而要讨毛泽东好感的看家本领是突出政治。
1965年11月18日，林彪将《关于1966年全军工作方针的指示》即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和《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某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呈送毛泽东，并附一封短信。在信中，林彪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与这个部队近似。”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五项原则”。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这一段话，是“文革”中被人引用最多、能置人于死地的名言之一。
林彪从毛泽东的话中受到鼓舞。
11月30日，他又写信给毛泽东，并派叶群携带他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写的“揭发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诬告中，林彪、叶群耸人听闻地提出了一个死无对证的问题，说1965年2月14、15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接受。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要他们去管。”并说“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等等。叶群说得活灵活现，但刘亚楼已不在人世，无法对证。被用来作证的，只是吴法宪、李作鹏根据叶群布置写的所谓“证明材料”。而“文革”前夕的毛泽东，是容易听信谗言的，民主已经渐渐离他而去。
而据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讲，在刘亚楼患了肝癌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后，林彪的妻子叶群，在那一段时间里忽然成了这个病房的常客。叶群一来就谈上半天，连她翟云英都不准在场。叶群和刘亚楼谈什么，她不知道，刘亚楼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觉得丈夫那段时间非常烦躁。使她更为吃惊的是，林彪竟然也一改平日怕风怕光怕见人的规矩，打破他从来不看望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例，亲自跑到刘亚楼的病房里来和他谈话。内容仍是非常秘密的。
这个时间是1965年2月，罗瑞卿有事专程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却让他先找刘亚楼谈。罗瑞卿对这种安排颇感意外，但是正好他也想看看刘亚楼，就先去了华东医院。在病房里，罗瑞卿安慰刘亚楼，要安心养病，要心胸开阔。刘亚楼对罗瑞卿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他还要罗瑞卿对林彪不要有误会。这些话使罗瑞卿如坠五里雾中，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林彪通过刘亚楼对他进行最后的争取和试探，看他到底肯不肯上自己这条船。后来，罗瑞卿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说：“我当时只是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罗瑞卿把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
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着他人生的最后行程，心情是沉重的。他沉吟良久，又对罗瑞卿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罗瑞卿对此同样没有在意。他觉得一个垂危的病人，常常会有特别伤感的想法。他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要去想别的。
这场令罗瑞卿摸不着头脑的谈话之后，林彪才约见了罗瑞卿。林彪问罗，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如实相告。林彪看出罗瑞卿根本没懂他的意思，对罗瑞卿的表现又一次失望。但是时机远未成熟，林彪更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林彪看到罗瑞卿情绪低落，就把话锋一转，用安慰的口吻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罗瑞卿茫然得很，他已经隐约感觉在他和林彪之间发生了事情，但到底多大他说不清楚。人只是觉得林总行事说话越来越怪异了。
进入1965年以后，罗瑞卿的心情变得忧郁起来，他那张看上去本来就挺严肃的面孔，变得更加冷峻了。
不动声色的林彪在他们相见时，有时反而安慰起罗瑞卿：“你们可以放心，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不会连累。”
罗瑞卿听着这些话，茫无头绪地琢磨着，后来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跟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
1965年4月上旬，罗瑞卿准备从广州回北京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武昌，他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说他拟先到武昌给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这样，罗瑞卿就回到了北京。
4月28日，罗瑞卿陪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作战会议的方针以及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
5月2日，罗瑞卿到上海向林彪汇报。
一见面，林彪就说：“要加强通气。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是还不够，要加强。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我这也是唯物主义，要了解情况，才能出主意。比如今年1月你来了，2月又来了，这两次距离太近。2月以后两个月没有来，距离又太长了。现在给你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林彪的五条是说，如他在北京，要几天汇报一次工作，如他不在北京，也要几个月汇报一次工作。林彪还告诉罗瑞卿：“我已经交代秘书，来时不用联系，也不用打电话，随到随见。”
从林彪的话里，似乎有些“又打又拉”的意思。林彪不满意罗瑞卿对他的“疏远”，又希望他能重新站回来。
有关汇报工作的问题，是罗瑞卿最伤脑筋的一件事。不止是林彪，就是在毛泽东处他也有过教训。建国初期，经总参机关批准，北京的一个警卫部队改为公安师。毛泽东看了这个批准的文件在上面写道：什么人批准这个师改为公安部队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当时总参负责人和罗瑞卿都作了检讨。1950年9月，李克农对罗瑞卿说：“主席在跟我谈话时说了一些话，意思是公安部不向主席写报告，主席很生气。”罗瑞卿立即去见毛泽东，说自己写了报告。毛泽东说，写了，拿收条来看。你们的党性比某某部差，比某某委差。他们某某部、某某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公安部的事我不知道。罗瑞卿有些紧张，赶快说明报告的确是写了，只是没有直接送达主席这里。以后周恩来知道了，就向毛泽东报告说，公安部的一些文件是在他那里压了，没能及时送达主席，替罗瑞卿分担了责任。后来毛泽东又对罗瑞卿说过：“报告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知道，我们这里是有仓库的。”毛泽东对此事看得很重，提到了党性的原则上。他说：“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
从此以后，罗瑞卿对有关的报告都直接送抵毛泽东处，不敢有丝毫大意。
但是后来他有些近“贺”远“林”了。他这样做，即前面讲到的林彪有病之因，林彪自己也鼓励他这样做。
可是，当罗瑞卿真的按林的指示多向贺龙请示工作时，麻烦来了。
当罗瑞卿坐到林彪身边请示工作时，林彪不说话，拿出一本党章，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罗瑞卿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表示：“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人，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林彪似笑非笑地望着罗瑞卿，说：“你能做到，就好。”然后完全放松地躺在沙发上。林彪仍在等待着罗瑞卿回到他的身边。
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就让秘书打电话叫罗瑞卿来见他。罗瑞卿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回话说：“会散了就去。”林彪一听火冒三丈，又拍桌子又摔电话。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能自已。坐到桌子边上，他在一张白纸上气愤地写了几行字：
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
……让他做绝——
当作又一彭黄也……
林彪显然已把罗瑞卿看作是庐山上被批判的彭德怀和黄克诚了。
以后罗瑞卿向林彪汇报工作变得困难起来。林彪自己规定的五条根本无法实现。有时他打电话过来，这边就说林身体不好，不要登门了；要是像林彪说的可以直接求见，困难更大，后来算“罪状”时被说成了“突然袭击”。
1965年8月21日，罗瑞卿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郭连凯，说今晚将派飞机去大连送《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稿，请郭读给林彪听或给他讲讲要点。这篇文章将以林彪的名义公开发表。林彪让郭秘书回电话说：“中央同意发表就行了，不看了。”
8月26日，郭秘书给罗瑞卿打来电话，说：“林副主席说他这次病比较久，身体比较衰弱。为了恢复一下身体，请总长两个月内不要来汇报了，等身体好了，叫来再来。这两个月总长可以安排其他活动，希望总长自己也注意身体。另外，叶群同志说，也请总长注意身体，她自己身体还可以。因为有两个内勤病了，叶要照顾首长，她自己就不打电话了。”
罗瑞卿在电话里问：“要不要增加工作人员？”
郭连凯说：“已经增加了两人，警卫处一位科长，大连交际科调来一人。”
第二天，本来说不打电话的叶群也给罗瑞卿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林总身体还不好，还出汗，虚弱一点。公勤人员和秘书有三人感冒，已隔离休息。林总还未发现有传染。豆豆和老虎都很好，感谢总长、郝治平同志对我们的关心，请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体。”
9月初，林彪从大连转到苏州休养，路过北京，住了几天，还是不让罗瑞卿去见他，林彪还没到北京就通知罗瑞卿，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什么人都不见。罗瑞卿就叫秘书把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抄成整齐的大字，给林彪送去，算是通气吧。这次林彪很高兴。让叶群打电话给罗瑞卿：“林总认为这个办法好，文件送得不多也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通气。”
到了10月份，罗瑞卿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想想林彪规定的两个月不见的时间已过，就给林彪处电话，说要到苏州来向林彪请示工作。林彪回话仍是身体不好，不要来。
就这样，罗瑞卿半是狐疑半是放心地离开北京，到广州看地形去了。
林彪与叶群这对夫妇，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结合。对林彪来说，并不希望叶群的行为超出“夫人”和“林办主任”的范围；可叶群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女人，她除了希望自己的男人能高居政坛外，还希望自己能自立于政治舞台。于是乎，林彪常常指派叶群干他自己不愿出面的事，又不希望她过多抛头露面。他们就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支配与反支配中，有时相得益彰，有时相互埋怨。对罗瑞卿这对夫妇几次演过“双簧”，林彪唱红脸，叶群唱白脸，又打又拉。探风告状，上下串联这些事都由叶群出面。叶群办得好，林彪就出来顺水推舟，推波助澜；叶群碰了钉子闯了祸，林彪就换一副面孔，对叶群大骂一顿。所以两人配合得好时眉开眼笑，配合得不好时吹胡子瞪眼，多半是叶群挨一顿骂收场，所以叶群也常常是一肚子怨气。
但总的来说，叶群还是胜任“夫人”这一角色的。
1965年5月25日晚上7时半，林彪听说总参召开的作战会议，要由罗瑞卿在27日作总结，马上口述了一个给作战会议的“指示”：
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
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影响，一种分歧的暗示。但林彪明白，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打翻罗瑞卿，他想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再拉他一把，看其能否就范。他把“拉一把”的任务交给叶群。
估计罗瑞卿已经接到林彪的“指示”，叶群的电话就打过去了：“你看你看，今天下午我有事出去，就出了这个事儿。林总发了大脾气，现在他已经睡了，请你到这里来谈谈。”
罗瑞卿不好不去。
他来时，看到林彪的子女已经在坐陪，几个秘书在门外探头探脑，一副要认真记录的样子。叶群还是那副眉飞色舞地比划着：“简报只是今天大发脾气的导火索，其实他早就有一肚子气，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呀！”她扫了一眼罗瑞卿，看他不吭声，也不像要辩解的样子，又说：“这个事不能扩大，公开是不利的。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并交代秘书对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一定要改善关系，不要凶终隙末。”
罗瑞卿始终一言一发，回到家里，他对郝治平气愤地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回事？”他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