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冬正式开始的迫害罗瑞卿的行动，可以看作是林彪一伙密切勾结，狼狈为奸的新起点。1965年11月27日，林彪指示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从海军角度诬陷迫害罗瑞卿，要李作鹏从四个方面着手写明：“在每个问题上罗的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林彪深怕李作鹏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又叫叶群亲自打电话督促，李作鹏立即表态；“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彪的事情。”当天，李作鹏伙同当时称作海军“战斗集体”的核心人物，海军第二政委、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密谋策划，写了一份七千多字的材料，诬陷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为林彪提供了攻击罗瑞卿的炮弹。
当时的林彪远没有后来当上“副统帅”那样法力无比，他和叶群都怕吴法宪临阵动摇，所以对他是软硬兼施。
1965年12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认真准备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稿。她向吴法宪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要他彻底揭发罗瑞卿。为了死死地控制他，叶群有意说道：“林总讲，你同罗长子关系也很好，空军把罗长子在空军的讲话印发到全空军……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应该考虑考虑！”
吴法宪受到叶群的威胁，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他后来交待问题时说，当时是“含着眼泪小声回答：‘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坚决同罗瑞卿划清界线，你们可以看我以后的行动，看我在会上发言的态度，而且我要当着罗瑞卿的面发言。’”
吴法宪表现出一副虔诚的面色来，叶群立刻转嗔为喜，说道：“我相信你，我立即把你的话报告林总。”又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到五级了。为了要调升你的级别，林总把另外一个同志的级别也调升了，这都是为了使你不突出。”
通过这样又打又拉，吴法宪被牢牢地绑上林彪的战车。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的紧急会议，通过林彪、叶群的周密策划，终于形成了对罗瑞卿弹火密集的围攻。叶群在会上作了长达11小时的发言。吴法宪诬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想当国防部长”。邱会作在一个会议上，连续发了四次言，恶毒地攻击罗瑞卿，说他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李作鹏则诬陷罗瑞卿“是一个篡军、篡党、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没有出席会议的黄永胜也写信给叶群，说罗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和黄、吴、李、邱默契配合，紧锣密鼓，披挂上阵，实际上已形成了以林彪为首的集团。
此时的林彪，通过与罗瑞卿的斗争，地位又开始上升，他生怕整不垮对手，就进一步制造假证，诬陷罗瑞卿。被林彪、叶群软硬兼施，已决定死心塌地跟着林彪的吴法宪，又一次充当了可耻的打手。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并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刘亚向叶群转达的“四条意见”，并要吴法宪作为“原子弹”在批判罗瑞卿的会上发言，这四条意见写的是：
一、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
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四、一切由罗去管，更放手叫他去管。
吴法宪在1965年底到1966年3月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写了一封信肯定罗瑞卿讲了“四条意见”，并以此“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因为刘亚楼于1965年5月已经故去，有人提出这是“死无对证”。叶群做贼心虚，忙叫吴法宪去追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作证。在吴法宪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没有听说过“四条意见”的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吴法宪如获至宝，赶紧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一起签名送上。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又商定，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
但林彪看了这个证明（见下一节），并不满足，觉得内容空洞，没有什么说服力。于是吴法宪为了充实内容，自己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要）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不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四条意见”，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落千丈，而作假的人却步步高升，红极一时。（详见整罗瑞卿一章）
1972年6月中旬，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之后九个月，罗瑞卿奋笔疾书，写下了压抑在心底多年的声音：“这个捏造（指吴法宪引刘亚楼的话诬陷罗瑞卿）也利用了死无对证，可是他造得太不高明，首先要问吴法宪，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当时不揭发，要等到三月会议才揭发呢？大概那时还没有捏造好，是不是！仅此一问，就可以戳穿他……我说蠢得比猪还蠢的人，就是这个吴法宪。”
然而这只是吴法宪的一个方面，其实他有精明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总理估计了形势和风向，考虑到如何保护罗瑞卿安全的问题。周恩来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总医院，妥加照料。
吴法宪正好找到了一个向林彪献忠心的机会，他马上向叶群密报了这件事情。叶群答复说：“这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代？”
吴法宪于是寻找各种借口，一会儿说空军总医院没有合适的房子，一会儿说医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骗周恩来，故意拖延时间。
吴法宪的鬼算盘，是要把罗瑞卿推到当时批斗成风的社会上去，利用这股凶恶的歪风把罗瑞卿折磨死，借刀杀人。果然，罗瑞卿遭到了轮番的批斗，在批斗中，人格的侮辱，肉体的虐待，对罗瑞卿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摧残。
但罗瑞卿是经过严酷战争磨练的坚强战士，越是险恶的环境，越是激发了他的斗志，他这时候最主要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总有云开日出的一天。他就是要活得好好地，要等到那一天。
为了这个目的，1968年6月，罗瑞卿要求在腿部动手术。8月3日，罗瑞卿专案组把这个要求上报叶群、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五个人，一个个圈都划了，但到了叶群那里后，又搁了浅。
8月4日上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严厉地说：“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一〇一不同意，要推迟进行。一〇一说，罗瑞卿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来……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何时动手术以后再定。”
接着，叶群又说：“一〇一讲，这下抓住罗瑞卿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罪状了，要罗瑞卿专案组狠狠地抓住这个罪状对罗瑞卿进行审问和斗争，要注意罗瑞卿是一个十分狡猾的分子，几年来一直不认错，没有交代什么材料，可恶之极，罗瑞卿要求动手术问题不能批准，要推迟，以后再说。”
叶群把这番话对黄永胜也进行了传达，在林彪及吴法宪这群狐群狗党的残酷迫害下，罗瑞卿受到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一天24个小时，把罗瑞卿拖出来，拖进去，车轮战，精神战，都用上了。左腿上的伤口化脓，久不愈合，身体是日益虚弱。后来罗瑞卿发高烧了，半夜里拖着双腿，扶着墙壁上厕所，看守嫌他动作慢，推他一把，罗瑞卿高大的身躯重重地跌倒在水泥地上，大腿骨跌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给他动手术了。在手术台上，原来可以接好的股骨头被摘除了。于是，罗瑞卿的右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