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宠利毋居人前，德业毋落人后，受享毋逾分外，修为毋减分中。
“释义”不要抢先争取获取名利的事，不要落后于别人积德修身的事，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也要谨守本分，修养时也不能放弃自己应该遵守的规则。
大事不糊涂，小事装糊涂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中国当代一位伟人写给一位开国元帅的诗句。诗中提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北宋宰相吕端。诗句形象的概括了二人的性格特点，谨慎心细，大事面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轻重缓急之分，心粗时生死度外，心细时可织毛发，行动时迅速敏捷，如水银泻地，安静时坦然自若，泰山崩于眼前而不变色。
对于诸葛亮，就不用说，《隆中对》、《出师表》，智取西川，六出祁山，无一不表现了这位智谋大师在大乱当头的果敢与冷静，可对于吕端恐怕知道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吕端，北宋初期幽州人。少时聪明好学，成年后风度翩翩，心胸豁达，乐善好施，对于家庭琐碎小事毫不在意。一次，吕端奉太祖赵匡胤之命，乘船出使高丽。突然海上狂风大起，巨浪滔天，飓风吹断了船上的桅杆，一船人都十分害怕，吕端却毫无反应，仍然十分平静地在那里看书。
当时老臣赵普推荐吕端时，曾对宋太宗说：“吕端不管得到奖赏还是受到挫折，都能够十分冷静地处理政务，是辅佐朝政难得的人才。”
宋太宗听后，便有意提拔吕端做参政知事——丞相。
有的大臣认为吕端“平时没有什么机敏之处”，宋太宗却认为：“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端成为宋太宗的宰相之后，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充分体现出他机敏、果决的才能，每当朝廷大臣遇事难以决策之事时，吕端常常能较圆满地解决问题。
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归顺宋朝的李继迁叛乱，宋军在与叛军的作战中，捉到了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单独召见参政知事寇准，决定杀掉李母。吕端预料太宗会处死李母，等到寇准退朝后，便巧妙地询问寇准：“皇上告诫你不要把你们计议的事告诉我，对吧？”寇准显出为难的神色。吕端见寇准没有把话封死，接下去说道：“我是一朝宰相，如果是边关琐碎小事，我不必知道；如果是国家大事，你可不能隐瞒我啊。”
吕端、寇准都是明大义、知轻重的人，所以吕端才敢公开地向寇准问他与皇帝议事的内容。寇准听懂了吕端的话中之意，便将太宗的意思如实告诉了吕端。吕端听后急忙上殿启奏太宗说：“陛下，楚霸王项羽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威胁刘邦，扬言要杀死他的父亲。刘邦为了成大事，根本不理他，何况是李继迁这样卑鄙的叛贼呢？如果杀掉李母，只会使叛军更加坚定他们叛乱的决心。”
宋太宗听了，觉得有理，便问吕端应该如何处置李母。
吕端富有远见地回答：“不如把李母放置在延州城，好好地服侍她，即使不能很快招降叛贼，也可以引起他良心上的不安，而李母的性命仍然控制在我们手中，这不是更好吗？”吕端一席话，说得太宗点头称赞：“没有吕爱卿，险些坏了大事。”
吕端巧妙运用攻心战术，避免了事态扩大，李继迁最终又归顺了宋朝。
如果说处理李继迁的问题时，吕端深明大义，努力纠正皇帝的错误，避免了大的损失，那么在关系到江山社稷大事上，一向不拘小节的吕端却反其道而行。
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皇上赵光义病危，内侍王继恩忌恨太子赵恒英明有为，暗中串通副丞相李昌龄等人图谋废除太子，另立楚王元佐。楚王元佐是太宗长子，原为太子，因残暴无道，太宗废弃了他。吕端知道后，秘密地让太子赵恒入宫。
宋太宗一死，皇后令王继恩召吕端来见。吕端观察到王继恩神色不对，知道其中一定有变，就骗王继恩进入书阁，把他锁在里面，派人严加看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见皇后。皇后受王继恩等人怂恿，已经产生了另立楚王元佐的意图，见吕端来，便问道：“吕丞相，太宗皇上已经去世了，让长子继承王位才合乎道理吧？”吕端回答说：“先帝立太子赵恒，正是为了今天，怎么能违背他老人家的遗命呢？”皇后见吕端不同意废太子赵恒，默然不语。
吕端见皇后犹豫不定，立即说道：“王继恩企图谋反，已经被我抓住。赶快拥立太子才能保天下安定啊。”
皇后无可奈何，只好让太子继承皇位。太子赵恒在福宁殿即位的那一天，垂帘召见群臣，吕端担心其中有诈，请求卷帘听朝。他登上了玉阶，仔细看了一番，确认是太子赵恒才退了下来。随后，他带领群臣山呼万岁，庆贺宋真宗赵恒登基。
吕端不为自己谋私利，一心为公，小事不理睬，大事不含糊，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名臣。
重德轻利，做良心事
在赋税繁重、百姓不堪重负的元代，董文炳当时正在县令任上，恰逢朝廷普查百姓的户数，以便按户数征收赋税，并且明确下达命令，敢隐瞒户数的人，定斩不饶，而且没收全部家财。董文炳知道百姓无法承担这样繁重的赋税，于是，便将全县的百姓聚居一起，以减少户数，许多官吏劝阻他说：“这可是杀头的罪过啊。”董文炳斩钉截铁地说：“我董文炳为百姓犯法而获罪，心甘情愿。”
但是，有很多百姓很不理解，所以不愿意这样做，董文炳解释道：“你们现在就按我的吩咐去做，以后就会知道这样做的好处了。相信到时候你们会感谢我而不会怪罪我的。”果然，因为这样做，百姓的赋敛大为减少，他们因而生活得很富足。
这样一来，董文炳的声誉也开始波及四周，许多邻县的人，听说他的德性好，断案如神，所以在诉讼不能得到公正判决时，总会来请董文炳裁决。董文炳到大府去述职时，邻县的人看见他，都纷纷聚拢来，有人说：“久闻董县令大名，只是无缘相见。今日一见，看到董县令也是人啊，怎么就能够明断如神呢？”
董文炳不但不从百姓身上掠夺财物，还处处为百姓着想，帮助他们隐瞒户数，减轻赋税，而且他还慷慨地捐私产给百姓。据《元史·董文炳传》载：当时董文炳所在的县非常贫穷，而且连年干旱，蝗虫肆虐，朝廷的“苛捐杂税猛于虎”，百姓无法生存，流离失所。董文炳就拿出自己家的私粮数千石分给百姓，以帮助百姓逃脱困境。但是因为前一任县令“军兴乏用，称贷于人”，因而贷家索取数倍的利息，县府根本没有办法支付巨额的贷款，于是，就要拿百姓的蚕丝和粮食来偿还贷款利息。董文炳实在看不惯，就说：“你们知道百姓靠什么吃饭吗？如果把他们的蚕丝和粮食都拿来还债，还让他们怎么活呢？我现在是本县的县令，不忍百姓再遭搜刮，这些钱就由我一个人来代偿吧！”于是，他回家后就将自家的田地，计值偿还给贷家，剩下的土地，就分给长期流离失所的百姓，让他们种田谋生，百姓逐渐回来安居乐业，数年间便达到“民食以足”。
当时的府臣贪婪无耻，多次向董文炳索取钱物，董文炳当然拒不肯给。而就在这时，有很多谄媚的小人向府里进谗言诋毁他，府臣听了便更加肆意妄为地中伤陷害他，董文炳留下一句话：“我董文炳，宁愿死也不会剥削百姓而获取利益。”便辞官而去了。
后来，董文炳被重用，他领兵进入福建后，严肃军纪，勿扰百姓，深受百姓的爱戴。据《元史·董文炳传》记载道：“文炳进兵所过，禁士马无敢履践田麦，曰：‘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践之，新邑之民，何以续命。’是以商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后来，“越人感文炳德最深，高而祀之”。
董文炳，轻名利，重德性，最终流芳千古，由此可见，“德在人先，利居其后”的修身重德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赞扬。
智慧总结
一个人看重名利还是德性，从实际利益中就能够体现出来。范仲淹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表现了一种优良的高尚节操，同样，“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表现出的也是“德在人先，利居人后”的一种大境界。所以，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应该在名利享受上不争先，不分外。